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史春波
编者按——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站在年的起点,乡村振兴的磅礴春潮正滚滚而来。本报今起推出寻找乡贤系列报道,探寻散落在乡野的文明之光,探寻中国乡土文明和现代化的相处之道,探寻乡土中国振兴的乡贤力量。
一缩影
春节回乡,是一次熟悉而陌生的归程。
几天时间里,我在每个清晨和傍晚重新打量它,我的家乡,嵊州西部一个平原里的小村庄。
这里不贫穷,也不算富裕,几十年来,村民多务农营生,身上缺乏冒险的基因,日子过得安逸知足,不温不火。
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的一所小学,童年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书,琅琅的书声穿透平静的荷塘,惊不起水鸟。
很多年后,当我穿过原野,重走这条上学路时,终点已经变成一个苍苍白发的养老院。
乡村的学校,早就死了。
有的变成了仓库,有的变成了厂房,有的至今废弃着。村里的孩子们都被车子接送到镇里读书,农村的乡土气息越来越被城镇同化。
村里的祠堂也早拆了。还记得以前过年时,大家都在祠堂里做年糕,淳朴而欢乐。祠堂里还有戏台和棺材,是孩子们最敬畏的地方。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坚硬的水泥停车场。
曾经村庄的人都种田。现在,田和人一起老去,新一代则大多选择进城,因为种田太辛苦,效益也低。大片农田被省外人承包,一亩千把块钱,有的种了西瓜,有的种了甘蔗,有的被改造成鸭棚,又很快被作为违章建筑拆了。
还有一个变化引起我的注意,我发现,自家门口贴上了一张“勤劳孝顺”的标牌。这样的牌子,每家每户都有,有的贴的是“诚信”,有的是“创业致富”等等。
父亲告诉我,这是去年村里要评文明村时贴上的。在我看来,这小小的标牌倒是乡风文明的一种觉醒和回归,即便是应付上面的检查。
另外,村里还迎来了各种卫生检查。但是检查一过,村庄依旧是脏乱的,因为村民的素质还是有点跟不上文明的步伐。
我的家乡,只是中国很多乡村变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当我用白描的词语勾勒这里发生的一个个变化时,突然感到自己正身处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喜忧参半。
此时,我想起了当下的一个热门词——乡村振兴。
新华社资料图
二钥匙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里的开头。
对着窗外空旷灰暗的田野,我重新打开这本薄薄的小书,虽然不足五万字,却刻画了具有几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农耕文明。
如今,距费先生写此书已过去大半个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身处这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再次聚焦“乡土”,这不仅是乡愁和乡情的回归,更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令人惊喜,但同样令人忧虑,对时代剧变冲击传统乡土文明的忧虑——空心化和城镇化,乡村的文明和农民的价值观已经发生扭曲。村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不关心,未来中国的乡土社会,该如何振兴?现代化的浪潮是否会瓦解传统的乡村文明?
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文件号召,“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乡村振兴,是一个庞大的课题,需要从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中寻找破解乡村治理困局的药方,给“失血”严重的乡村注入鲜活的因子。
乡村振兴,需要振兴的不仅是建房子铺路子搞形象的面子,不仅是搞投资造民宿开发旅游,更是文明的振兴,精神的复兴。
因为这才是一片土地,一个村庄,一个宗族,代代延续繁衍不息的力量。
我想起自己走过的那些中国乡村,那些传世家风,那些道德榜样,那些人文亮光,那些村规民约,在岁月变迁的尘埃里,依然熠熠生辉。
比如我刚去的,王羲之后人迁居的嵊州华堂村,三十余代的族人以“俭可养廉”传家。四个字,浓缩的是一代书圣的治家哲学,隐映着乡村治理的根系,为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无尽的养分。这样的村庄太多了。
近四十年前,朦胧诗人梁小斌发表了一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轰动全国。
他这样写道——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如今,我们同样是行走在田野上,在思考那些丢失的,在寻找那把振兴的钥匙。
钥匙,又在谁的手里?
三起点
钥匙,在谁的手里?谁会扛起乡村文明复兴的大旗?
春节,我又去了一个叫施家岙的村庄探寻。它距离我的家乡二十分钟,是女子越剧的发源地。
越剧,这个百年剧种,嵊州当地最受欢迎的乡土文化,几乎人人能把戏文唱。如今,在一些乡贤的复兴下,它绽放了新的光芒。
我的老乡裘浙锋,一名同样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他正带领着一些艺术家,设计师,在这里进行一场越剧文化的改造。
在前几年,我们一起在一个个乡村里奔走,采访,现在,他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实践者,成为乡村文明的复兴者。
更有名的是宋卫平,这位嵊州乡贤,在这个村庄建起一个庞大的越剧小镇,它的意义不仅可以度假休闲,更有剧场、工坊、艺术大学、工匠艺术村等组成的文化构架,让人看到了乡土文明的坚守和传承。
像宋卫平式的回归一样,现代乡贤的力量,正登上乡村振兴的主场,特别是在乡土文明的复兴上。
“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农耕文化在乡村的表现形式之一。早在近代中国,乡绅就是乡土中国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活动的主导力量,他们扮演着官场和民间的桥梁角色,在政治上,他们被官方所接受,在道德上,他们被民间所认可。
而现代乡贤,他们同样有见识,有资源,有素养,有财富,有口碑,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重构着乡村的文化和社会秩序。
他们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影响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文明,让法律、法规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他们拂去了尘埃,正让乡间那日渐式微的文明之火,重新燃放。正让这些火种,点燃整个乡村振兴的原野。
不管你身处什么时代,不管你在何方,不管你富有还是贫穷,不管你是高官还是乞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乡。
乡村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乡村的未来关乎中国的未来。
站在年的起点,乡村振兴的磅礴春潮正滚滚而来。来吧,让我们放下城市的傲慢和偏见,放下曾经的荒谬和无知,去探寻散落在乡野的文明之光,探寻中国乡土文明和现代化的相处之道,探寻乡土中国振兴的乡贤力量。
新闻深读
临海大路章村的文脉延续
“我算不上乡贤”,章海威摇摇手这样对我说,“只能算是热爱中国乡土文化的人”。
他穿着一双黑布鞋,黑色的羽绒服,简单朴素。
春寒的二月,站在笔架山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片原野,有火车呼啸而过。铺地的铁轨,仿佛时空交错。
八十年时代变迁,两代乡贤在这个村庄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故事,相同的是理想和信心。
年,章海威出生在临海大路章村。和中国的许多村庄相比,这里的特别在于——文教兴盛。
早在年,章海威的先辈——两位章氏乡贤捐出了家中最好的60亩地,在山坡上建起一座新式学堂,从此,培养了一代代学人。
现在,这个人口多人的村庄,全村三分之一以上都是有正式工作的知识分子,有近十分之一的人从事教师职业。
9年前,乡村振兴的大潮还未来临,乡贤的力量支撑着章海威,开始了孤独而漫长的文化传薪之路。
现代乡村的振兴,或许可以从这个村庄得到一些启示。
章海威用9年时间修缮的于至楼(章海威供图)。
一个乡村的乡贤办学史
大路章村有一座其貌不扬的小山,因其形似古时候的笔架,所以被形象地称为“笔架山”。
对这个矮小的山坡,章海威是熟悉的。他小时候,就在这里读书,虽然成绩并不好,但那时,一颗种子已经播下。
近一个世纪前,章氏先贤们捐地办学的佳话,章海威更是从小听到大。
特别是一个名叫章可久的乡贤。作为村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年,他辞去官职,回村里办学。
那时,章可久三兄弟有祖田亩,大哥分去60亩地后,他和兄弟章可均将其中最好的60亩田地作为地基,以私人之力,建立了一所正规的新式小学,名为“振民小学”,后改名为“岗岭小学”。
学校分为日学和夜学,有十几个教师任职,学生多人。
而章可久的回乡办学,同样是受了乡贤的感召。在此之前,一名教书先生在村庄的庙里开办学堂,培养了他们第一代大学生。
村民回忆,当时的“岗岭小学”很大很漂亮,有钟楼、大操场、大礼堂、教学区和住宿区,教室又大又明亮。
家庭条件稍好的孩子读日学,穷人家的孩子,白天帮父母干活,晚上自己提一盏煤油灯来上夜学,学习氛围特别浓厚。学校的学费全免,只收取住宿生一些基本费用。
十几位老师的工资全靠章可久兄弟剩下的60亩土地的租金来维持,是实实在在的慈善事业。开学时,除了村里的孩子外,周边20多个村的孩子都会过来读书。
因此,这个小乡村的文化普及率非常高,孩子们接受的是正规的新式教育,上一辈的辉煌也靠“岗岭小学”得以延续。
新中国成立之初,村里就出了20多个乡长、区长,很多律师、法官、医生、老师……他们用知识报效国家。
村民章逊华的家庭就是例子。他们五兄弟中,大哥考上清华大学;二哥大学毕业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三哥军校毕业后任某空军部队的军官;最小的弟弟也是浙大高材生。
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这在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里,在中国的一个乡村,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一个80后的农耕理想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十多年前,这所学校被合并到了镇里。山坡上,人去楼空。一时间,寂寥得似乎已被世人遗忘。
但民国时留下的教学楼还在,乡贤的力量还在,气息不灭,依然影响着一代代后人。
9年前,当章海威再次登上这个山坡,看到空荡荡的学堂时,萌生了一个愿望——修复当年的学堂,并在新的时代赋予它新的理想。
此时的章海威,人生经历了很多波折,成长为一名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他说,以前不是上万的衣服他不要穿的,现在穿什么都一样。浮躁过后的人生,更多的是沉淀。
在这些年里,他去乡野山村行走,收藏一切和乡土文明相关的老物件,比如一个石雕,一块木板,甚至是一座老房子。
因为,他看到,这些东西消亡得太快了,如果不收藏下来,以后怕是看不到了。有人来收购,他舍不得卖,在他看来,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他把他的理想庄园,取名为于至楼。这个名字,是延续了章氏先贤办的学堂里一个楼名,出自《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修身育人,都必须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毫不动摇。
“我知道有无数次的坎坷,但是我有足够的自信。”他这样说。这是他对中国农耕文明的自信,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9年来,他默默无闻,像愚公移山一样,重建一砖一瓦,低调地在这个小山坡上营造一个思想的高地。
这已经花费了他万元,这个庄园里,到处能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一座厅堂,他听说有人要拆了,就赶过去整座买来,再花了半年时间组建而成。
有多家媒体要采访他,他都谢绝了。“只有不甘寂寞,才能全力以赴。”
在很多人看来,他有些“傻”。他对记者说,他没想过赚钱,只想不让祖先的这份文化遗产消失。
极少有人懂他。在他的身上,人们仿佛看到了他的前贤章可久、章可均兄弟的影子。
“我当不起这个‘贤’字”,他笑笑说。
章海威
一个乡村振兴的新起点
9年过去了,如今,一座城堡一样的古建筑群,耸立在笔架山上。
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有的说,要来办国学班,有的说想合作办培训,更多的人以为,这是一家复古的民宿。
几乎每个来这个的人,都会夸他,“年轻有为”,“造得真好”,章海威觉得厌烦。
“我的内心是孤独的,缺少理解和志同道合的人”,他说。
他也会受邀去参加一些文化项目的会。有一次,在会上,很多人都在自夸,介绍自己的项目做了什么什么,如何如何的好。
章海威则淡淡地说,“于至楼”有一点做得好,就是这么多年来什么都没做,所以,一点灰尘也没染上。
9年来,章海威的心是静的。
他每天来这里,站在山坡上,打拳,看自然的变化。他也每天喝酒,喝了酒思维才更活跃,想到什么,他就马上写下来。
他自言没什么文化,除了睡觉,更多的时间是在思考。
让他觉得激动的是,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章海威觉得,“这是抓到了点子上。”
他认为,乡村振兴中,文明的复兴太重要了,这是起点,也是支点。这或许从这个村庄的故事中,就能得到证明。
“以后大量的资本会涌向农村,造民宿,开发旅游等等,我担心,会破坏传统的农耕文明。”他说,失去农耕文明的乡村还是乡村吗?它会是空心的。
出于这种忧虑,章海威更愿意把他的于至楼看作了农耕文明的孵化器,是一个聚贤庄。他要把各种民间艺人请进来,学习创作,培养后人,从这里,把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我们也希望集聚一批有创意的文化人入驻,把文化资源梳理好,与最优实力的产业资源去对接”,他这样说。
现在,章海威正致力于打造一个江南农耕文化的村落园区,整合村落中的精神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种养植文化,在传统村落的基础上,艺术化现代化地提升村落功能,推动智朴田园小镇建设,活化乡村文化,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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