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日日夜夜为国家和社稷操劳，自己也是出了名的勤政节俭的皇帝，但是最后为什么还是沦为亡国之君？
他有一个重大的性格缺陷那就是缺乏担当精神，经常患得患失，屡屡错失最佳时机。
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件大事上，第一件是陈新甲议和泄密被诛杀，第二件是朝廷南迁之议一直拖着，直到明朝灭亡的前一刻都还没一个决定。
首先陈新甲议和泄密被诛杀事件。
后金（清）国在宁锦之战中失利之后，一时难以突破明朝花了大量人力财力的宁锦防线，决定开辟第二战场，从内蒙地区迂回进入明朝边塞，前前后后四次侵扰明朝内地，大肆在内地进行烧杀掳掠，劫夺大量财物和人口，一边用来强大自己的实力，也持续为明朝放血，消耗着明朝的有生力量，为突破辽东地区的宁锦防线创造有利条件。
后来后金国在义州屯兵，并逐步推进到锦州，终于在崇祯十四年包围了锦州。
崇祯帝急急忙忙命令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13万大军增援锦州。
洪承畴一直主张“必守而兼战”，也就是一边做好防守，一边寻机进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刚开始崇祯帝和朝廷同意这个稳扎稳打的计划。
但当农民起义再次磅礴发展，崇祯帝又希望尽快结束辽东地区的战争，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农民起义军。
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于是提出四路进兵、来个里应外合，合力围攻锦州女真军的方案，崇祯帝觉得可行，就密敕洪承畴进兵围攻。
洪承畴深知这一战完全就是天方夜谭，因为明军根本不可能在没有城池依托下能野战赢女真军，只能无奈将粮饷留在宁远、杏山与塔山西北的笔架山上，然后率领六万军队挺进塔山。
皇太极于是倾国而出，并亲自到松山督战，就是为了毕其功于一役。
果不其然，洪承畴被困在松山。
总兵祖大寿被围于锦州，屡次突围而不得出。
陈新甲与清朝议和就是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为了挽救被围的洪承畴祖大寿和几万精兵，陈新甲在崇祯十四年十月提出了“息兵”之策。因为皇太极此时想要休养生息，派出使者准备和明朝议和，当时在宁远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得到清军有意议和的消息，立马写信向清军将领询问是否属实，得到“此吾国素志也”的答复后，上报辽东巡抚叶廷桂，叶廷桂上奏朝廷。
崇祯帝内心是同意议和的，因为辽东之事已经糜烂，无可挽回，但他好名声，缺乏担当精神，过去曾经多次拒绝与清朝议和，现在一大败就求和，觉得有失面子，对自己名声是个巨大打击，于是斥责叶廷桂是“漫任道臣辱国妄举”，将石凤台逮捕下狱。
拖到年底，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已燃遍整个中原，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围困开封，清军也将松山团团围住。
内阁大学士谢升便与内阁大臣们进行商议，决定由陈新甲奏请与清朝再次和议。
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崇祯帝与陈新甲进行召对时，陈新甲婉转地向崇祯帝提出：“（松、锦）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
崇祯帝一听，立马明白了“用间”的含义，回答道：“城围半载有余，一兵未能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可便宜行事。”
陈新甲明白了崇祯帝的意思，随即推荐兵事赞画主事马绍愉作为议和使者，崇祯帝即予允准，并“加绍愉职方郎中，赐二品服”。
但是，他还是觉得战败求和，有失天子的颜面，因此特地“谕新甲密图之”，要求绝对保密。
马绍愉于是领命出关，前往宁远，与清朝方面进行接洽。
清朝方面请以敕书为信。结果崇祯帝仍大摆天下共主对待边疆属夷的架子，以一纸“谕兵部陈新甲”的敕谕代之。
皇太极为此极为不满，也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要求明廷更换敕书。
马绍愉只得奏报朝廷，一来一回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已先后被清军攻陷，洪承畴被俘虏，祖大寿投降，明军已经全线溃败。
崇祯帝得到辽东奏报后，仍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其便宜行事，并派遣兵部司务朱济賫敕，同马绍愉前往盛京与清朝进行谈判。
皇太极提出了一系列的议和条件。
马绍愉返回宁远，立即派人向陈新甲禀报清朝方面的和谈条件。但和议的消息却被谢升无意间泄露，引起清流言官的慷慨陈词。崇祯帝信誓旦旦的说没有与清朝议和，并将谢升革职，以平息舆论。
不料，陈新甲收到马绍愉禀报议和条件的密疏居然也被泄露了。
一时间天下舆论大哗，言官弹劾如雪片一样多。
与清朝议和，原是遵照崇祯帝“可款则款”的谕旨推行的，谈判使者也是由他加官赐服任命的，辽东败局已经注定，如果崇祯帝勇于担当责任，以九五之尊站出来说明议和的理由，强行平息舆论一点都不难。
但崇祯帝却患得患失，只顾自己的颜面，下旨严厉苛责陈新甲。后遂于七月底将陈新甲逮捕入狱，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将他斩首示众。
此时的皇太极已经休整完毕，不在需要议和，再一次率领大军攻破明朝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座城池，掠走余口人和大量物资，再次给予明朝沉重的打击。
再说明朝迁都南京之议久拖未决的问题。
崇祯帝其实一直都在做准备南迁的准备，只不过都是在暗中，没有放在明面上来。
先是派遣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继而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飏“密陈南北机宜，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为来日迁往南京作好准备。
崇祯帝即下谕，让冯元飏“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备缓急”。
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在中原地区歼灭明军主力，并攻占西安，开始为东征作准备。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国。
初三日，忧心忡忡的崇祯帝在德政殿召见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之策。
李明睿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崇祯帝很是心动，就问道：“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
李明睿回答道：“上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后悔何及。”
崇祯帝四顾周围无人，说道：“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
在当时形势下，迁往南京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此时，长江中游驻扎着左良玉和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只要崇祯帝在，他们就不敢在明面上反抗朝廷。
江南地区，又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富庶之地，也较少的遭受战争的波及。如果退守南方，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北方抗衡，最后也能成为一个东晋或者南宋。
但是，迁都南京涉及到放弃宗庙陵寝的敏感问题。这就需要君主勇于承担责任，乾纲独断。
崇祯帝虽刚愎自用却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却又怕担责任，只会说，不会做，李明睿一直劝崇祯帝早做安排，尽快安排，不可延迟一刻，崇祯帝却因为不想承担自己放弃祖庙的责任，期待文武百官劝说自己而在进行南迁。
但是以崇祯帝缺乏担当责任的性格，加上滥杀大臣，哪个臣子敢劝说崇祯帝南迁，劝说了，替崇祯帝挡了刀，以后也会被崇祯帝推卸责任，找理由给卖掉，还不如拖着。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永久的被搁置下来。
左都御史李邦华为李明睿同乡，也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举荐人之一。李邦华担心南迁之议为朝论所阻拦，就提出由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监国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建议，请求崇祯帝明诏“遣皇太子监国南京”。
正月十八日，崇祯帝密谕首辅陈演：“宪臣言是。”
陈演一直反对南迁，故意将崇祯帝的消息向外面透露，从而引起文武群臣的议论纷纷。
李明睿觉得应该放手一搏，公开上疏朝廷，阐明自己南迁的主张。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斥其为歪理，扬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李明睿上疏辩驳，谓：“唐室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
崇祯帝也召见光时亨，斥之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崇祯帝依然没有任何担当，这时候就应该杀鸡给猴看，杀光时亨以儆效尤，南迁的反对力量至少减少一半。
二月，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进逼北京城。
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召集文武群臣，讨论战守之策。
少詹事项煜支持李邦华的建议，由太子监国南京。崇祯帝原本是支持这项建议的，但后来几经琢磨，觉得让太子前往南京监国，自己还是难以逃命，况且由太子监国，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码，认为还是实行李明睿的皇帝南迁之议最为妥当。
第二天，他又召集内阁大臣，把李邦华的奏稿递给内阁大臣看，要大家表个态。
内阁大臣回奏：“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议。”
崇祯帝大为恼火，却无可奈何，只能表示他将坚守京城，“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崇祯缺乏担当精神和滥杀大臣的恶果显现出来了，内阁大臣们都担心，皇帝南迁会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成为“死社稷”的成员之一；就算随驾南迁，一旦北京城失守，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丢失明朝祖庙而代崇祯帝受过。
因此他们为了不成为替罪羊，只能一个劲地劝谏道：“太子监国，古人尝有，亦是万世之计。”
这下，别说崇祯帝，就连太子也走不了了。
当南路大顺军已经抵达直隶真定的时候，南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崇祯帝还在问战守之事，文武百官依旧沉默不语。
这才有了崇祯帝那句著名的言论：“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
这时候，崇祯帝便只有“死社稷”一条路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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