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贺兰砚，石飚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贺兰石，就像是他最为亲密且重要的伙伴。
与石结缘，刻画春秋
一打出生，石飚就与石头结缘。父亲是地质学家，年至内蒙古工作，后又举家搬迁至银川。那段跟着父亲奔波的日子里，据石飚形容，是成天在石堆中打滚。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让石飚在第一次接触贺兰砚时，便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年，石飚毕业分配工作，来到贺兰山玉雕厂学习贺兰砚雕刻。在大多数人看来，石飚去玉雕厂明显是一个“苦差事”。
石飚回忆道，“其他同学的工作大都是在办公室中，我们那时候不仅要在玉雕厂中学习雕刻，还要去贺兰山的笔架山背石料。”
贺兰山滚钟口的笔架山，那里的石头是做贺兰砚的最佳材质，也因此，为了有雕刻原材，石飚几乎每周都要跑上一趟。
由突兀陡峭的笔架山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向西攀登，穿过浓密丛林，翻过层峦叠嶂，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即可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贺兰山笔架山后山大寺沟石料采矿区。
从这里举目西望，可以看到一条岩层宛如紫色的彩玉，董必武的诗句“色如端石微深紫，纹似金星细入肌”登时跃然眼前。景色虽壮阔，但难掩路程艰辛。每次下山，石飚都需要用最古老的方式，步行10多公里山路，将石头从山上背下。一开始一趟只能背30来斤，到后来石飚可以一口气背上八十斤石料下山。
背石的艰苦却阻挡不住石飚对于贺兰砚雕刻学习的热情。那时候玉雕厂请了闫氏贺兰砚的第三代传人闫子洋来传授雕刻技巧。除了在工作中勤学苦练，石飚一有空闲时间便跑去闫老师的家中要求“补习”。
由于石飚出自内心喜好和天生的聪慧，他很快摸索出一些制砚的门道，也虚心叩开了闫子洋的师门，更系统学习贺兰砚的雕刻创作，承袭闫氏贺兰砚手工雕刻技法。
俏色巧雕，贺兰之美
贺兰砚的制作并不简单。从贺兰石雕刻成贺兰砚，要经过八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雕刻过程则是根据贺兰石本身进行构思创作，也就是“相石”和“俏雕”。
紫绿两色相俏是贺兰石的主要特征。因此，手工艺人在面对一块贺兰石石料，需要观其质，量其彩，反复构思推敲，方才下刀。
“与其他砚台相比，贺兰砚除了石材特别之外，最重要的是，雕刻过程要根据贺兰石本身进行构思创作。”在石飚看来，雕刻贺兰砚难在如何将创意灵感与石材本身的特质恰如其分的结合在一起。
贺兰砚越是俏得鲜明越是有趣。色俏得巧，像是美人眉间的朱砂痣，平添趣味；色俏得板，则似好好脸上长一块胎记，老天故意作对。一方佳砚，石飚往往要呕心沥血数月，以至于年余。
年澳门回归，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赠送的贺礼《九羊启泰·凤归图》便是由石飚雕刻而成。这一作品由枸杞造型组成周边浮雕，取延年康泰之意；一只凤凰同八个象形凤字组成一个圆形，取喜庆团圆凤归来之意；一只大羊同八只小羊造型，取我国民间传说的吉祥语“九羊启泰”之意。九凤九羊，也含喻九九归一、九九年澳门回归之意。
“光石料就有近斤重，花了7天时间从山上由人工搬运下来，越大的贺兰石料越难以把握其内的纹理走向，所以我们的雕刻难度也非常大。”要如何巧妙运用复杂的石料颜色变化进行俏雕是石飚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石飚回忆，“当初仅设计稿就出了6版，在雕刻过程中又随着石料纹理随时改变，我和一个同伴整整做了半年。”即便过去20余年，这个难忘的创作经历于石飚而言依然记忆犹新。
如果说《九羊启泰·凤归图》是贺兰石雕作品的代表，石飚的《百鸟朝凤》则是贺兰砚中的绝对精品。顺应贺兰石纹路的走向，石飚在贺兰石上层层雕琢，让青绿两种颜色在这一方砚中被应用得恰到好处，九层颜色层次分明，精妙绝伦，巧夺天工。凭借一件件精美的作品和高超的技艺，石飚荣获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在全国砚雕领域名声鹊起。
作品即人品，传承后来人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传统的贺兰砚文化，石飚在银川金凤区银川文化城创办了兰山砚府。
兰山砚府二楼展厅的一部分陈列着石飚和弟子的几十方作品。琳琅满目的作品中，小的只有一掌大，而大的砚台直径则有半米多长。砚台设计的题材就更加广泛了，花鸟鱼虫、山水树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让人可以一窥贺兰砚设计形式上的多样。
石飚希望更多的贺兰砚制作手艺人能被公众知道，他希望带着自己的徒弟徒孙，将贺兰砚雕刻技艺永远地流传下去，让世人学习和观赏。
而他自己也依然在不断学习。“制砚不单纯是技艺，还要将结构、透视关系等绘画内容表现在贺兰石上。此外，一方砚台要具有寓意和美感，制砚人必须了解很多古代的文化、历史以及人物，这样才能与之相契合，互相承载。”
至今，石飚从事贺兰砚雕刻已经三十多年，但他始终不断磨练，对贺兰砚雕刻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认真琢磨。
如今，贺兰砚创新与传承，是石飚工作的重心。“我现在主要就在做两件事，做好作品，带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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