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三年,均允许出海贸易,民间海外

前言

清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平定后，清廷“诏开海禁”，分别设粤、闽、浙、江四海关，以管理海外贸易和征收进出口关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沿海居民拥有的五百石以下的船只，均允许出海贸易，民间海外贸易因而重新焕发生机。“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

中国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由此迅速发展，盛极一时。与此同时，海外贸易航路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即从明末清初的东西洋两大航路扩展到东洋、东南洋和南洋三大航路。约成书于清雍正八年()的《海国闻见录》系由陈伦炯根据其亲身经历及咨询海外客商撰写而成，书中对清初的东洋、东南洋和南洋三大航路载之甚详。据《海国闻见录》一书载，东洋航路的具体航线有三:(1)普陀─萨□马(萨摩)─长崎;(2)厦门─鸡笼山(台湾基隆)─萨□马─五岛─天堂─长崎;()福州─鸡笼山(台湾基隆)─琉球。〔2〕其中，福州往琉球之航线自明代一直沿袭至清代。琉球国学者程顺则于清康熙四十七年(8)所编著的《指南广义》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四条明朝册封使之封舟从福州、漳州前往琉球那霸港的往返航线，以及十条由明初闽人“三十六姓”所传往来于琉球与福建之间的针路。〔〕东南洋航路起自福建厦门，经澎湖─沙马崎(台湾南端貓鼻头)─宰牛坑(吕宋岛北端)抵达吕宋(马尼拉)，而后再以吕宋为起点前往东南洋各地的航线计有:(1)吕宋─利仔犮(Legaspi)─甘马力(CamaＲine，合猫里，吕宋岛东南部);(2)吕宋─班爱(Panay，班乃);()吕宋─恶党(屋同，Oton);(4)吕宋─宿务(Cebu);(5)吕宋─猫务烟(Bohol，保和);(6)吕宋─网巾礁老(Mindanao，马京达瑙);(7)吕宋─万老高(Maluku，马鲁古);(8)吕宋─丁机宜(马鲁古群岛一带);(9)吕宋─苏禄(Sulu);(10)吕宋—文莱(Brunei)。

南洋航路以厦门为起点，大约计有10条航线:(1)厦门—七洲洋—交趾;(2)厦门—南澳—七洲洋—占笔罗山(ChamPulau)—广南;()厦门—七洲洋—柬埔寨;(4)厦门—七洲洋—外罗山(呴唠哩)—玳瑁洲(越南平顺外海岛)—昆仑(PouloCondore)—大小真屿(金瓯角外之奥比岛和假奥比岛)—笔架山(曼谷湾口西岸之三叠峰)—竹屿(位于湄南河口)—暹罗;(5)厦门—小真屿—斜仔(Chaiya)—六坤(Ligor)—宋脚(Songkhla)—大哖(Patani)—吉连丹(Kelantan)—丁噶呶(Terengganu)—彭亨(Pahang);(6)厦门—昆仑—茶盘(Tioman，马来半岛东岸外的潮满岛)—柔佛(Johore)—麻喇甲(Malacca);(7)厦门—昆仑—茶盘—万古屡山(Bengkulu，明古鲁)—噶喇吧(Kelapa，雅加达);(8)厦门—七洲洋—昆仑—茶盘—诸葛礁喇(Sukadana，婆罗洲西岸的苏加丹那);(9)厦门—噶喇巴—马辰—芒佳虱(Makassar，望加锡);(10)厦门—噶喇巴—池问(Timor)。

在清初的东洋航路中，中国帆船对日本长崎的贸易在康熙开禁之初曾兴盛一时，每年前往日本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迅速增加，从康熙二十三年开禁之年()的24艘，翌年()增至85艘，到康熙二十六年()更增至艘。与此同时，前往日本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启航地点也遍及中国沿海各地和东南亚各地。当时日本长崎方面将入港的中国商船分为“口船”“中奥船”和“奥船”三大类。“口船”指的是短程商船，来自距日本较近的中国沿海省份，诸如江苏的南京船，浙江的舟山船、普陀山船、宁波船、台州船、温州船，山东船亦属“口船”之列。“中奥船”指的是中程商船，有来自福建的福州船、泉州船、漳州船、东宁(台湾)船、沙埕船，以及广东的潮州船、广东(广州)船、高州船、海南船等。而所谓“奥船”指远程商船，均为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商船，诸如:东京(交趾)船、广南船、柬埔寨船、暹罗船、六崑船、宋居朥船、大泥船、万丹船、咬□吧船。

实际上，这些来自东南亚各地前来日本长崎的商船并非其本国所遣，而是出自“唐土中华”的唐船。它们大多先是从宁波、厦门、广东等地出发前往东南亚各地，然后在当地装满货物后驶往日本。中国各地的商船通常在年底至次年的正月时节南下，五月前后北上向日本进发。为了防止金、银、铜等贵重金属的大量外流，日本德川幕府从年开始限定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不得超过70艘。正德四年(康熙五十三年，)又颁布“正德新商法”，规定每年前来长崎的中国商船为0艘，贸易银额限定为贯，每艘约为贯。幕府每年向中国商船颁发信牌，凭信牌互市，严禁私下贸易。此举导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逐渐减少，纷纷转赴南洋各地。尤其是雍正五年()清廷正式解除“南洋禁航令”后，中国“洋船贸易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当时福建的厦门港、广东潮州的樟林港是中国商船前往东南亚贸易的主要出洋港口，贸易范围遍及东南亚各地，计有“噶喇吧、三宝垄、实力、马辰、仔、暹罗、柔佛、六坤、宋居朥、丁家卢、宿务、苏禄、东浦(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

到18世纪初期以后，中国商船的东南洋航路及南洋航路的贸易活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中，吕宋(马尼拉)和噶喇吧(吧城)分别成为清初中国商船东南洋航路及南洋航路上的两大贸易港口。吕宋国原为菲律宾古国之一，位于吕宋岛的马尼拉湾一带。西班牙人自年占领马尼拉之后，于年将马尼拉作为其往返于菲律宾与美洲墨西哥南部阿卡普尔科(Acapulco)港之间“马尼拉大帆船”的启航地，从此以后，“大西洋货物尽转移至吕宋”。而明朝自隆庆年间(—)于福建海澄开港以来，“闽人以其地富饶，商贩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迄至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以后，福建人前往吕宋“耕种营运者甚盛。年输丁票银五、六金……听凭贸易。东南洋诸番，惟吕宋最盛。因大西洋干丝腊是班呀番舶运银到此交易，丝绸、布帛、百货尽消，岛番土产云集。”因此，直至清初中国商船与马尼拉的贸易依然繁盛。—0年间，驶抵马尼拉港的中国商船共计艘，年均16艘;1—年间，驶抵马尼拉港的中国商船总计达艘，年均17艘;其中，9年驶抵马尼拉港的中国商船多达4艘。噶喇吧原为爪哇万丹国属地，原名巽他·加拉巴(SundaKelapa)，中国史籍称之为“噶喇吧”(亦作咬□吧，又称吧城)。荷兰人在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占领噶喇吧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大本营后，改其名为巴达维亚，并着力将之打造成为国际性贸易港口。

由于巴达维亚地处连接太平洋、印度洋与欧洲之间贸易往来之交通枢纽，不论是欧洲各国船只，还是印度、中国、日本、安南、马六甲、交趾、苏拉威西之船只，无不云集于巴达维亚。所以，自在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开放之后，巴达维亚继续成为中国商船南洋贸易中最主要的港口之一。从厦门岛扬帆启程前往吧城，“计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约一万四千里可到。”尽管路途遥远，但中国商船却络绎不绝，年复一年，“鼓棹扬帆而往者，皆闽广之人。”每年“于冬至后厦岛开棹，廿余日可达。吧城连衢设肆，夷民互市，贵贱交易，所谓利尽南海者也。”故时人有云:兴贩南洋各地“惟噶喇吧一国为最远，亦惟噶喇吧贸易为最盛。”据估计，年至年间驶抵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年均达17艘之多。陈伦炯在对南洋航路的论述中还特别指出:马六甲以西的海洋，“中国洋艘，从未经历，到此而止”。

结语

的确，自16世纪初葡萄牙占据马六甲以来，“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辀张，故贾船希往者。”由于当时驶往苏门答腊的中国商船“必道经彼国，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