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地理，东有十八弯，南有十八滩，西有十八面，北有十八塘。县城出东门，从鸡毛山到老茶亭有十八道山弯；出南门，到赣州有赣江十八险滩；出西门，从虾蟆渡到遂川碧洲有十八个山面；出北门，历代修筑城墙取土，留下了十八口水塘。
说风物，东门米谷实料，西门水桶吊吊，南门出马出轿，北门出屎出尿。东门各乡为县里粮仓，西门外靠赣江，居民用吊桶从江中取水，南门外为万安到赣州水陆交通要道，权贵、商贾南来北往多取道于此，而城内粪便都由北门外农夫运走。
说县城，三斗半田，三口半塘，三口半井。大概是说县城小，人口少。
说地理，三崨四洞九州十八寨，寓意山多水多。崨是两山峡谷中狭窄通道，三崨是指位于山本坑与塘上之间的金钩崨，位于吴下与半陂湖之间的双桥崨，以及位于月明牛形村与黄鳝村之间的黄鳝崨。洞即冲，山区之俗称。四洞是指蕉源洞、芦源洞、水南洞、三关洞。九洲是指南洲、大禾洲、湖洲、南坝洲等地。十八寨是指棉津之寨下、潞田之寨下、枫林之寨下等地。
万安地处赣江中下游，南唐保大元年（），因这里“路当冲要，溯上则喉控交广，顺下则领带江湖，水陆之险阻，漕运之会通，事至繁也”，故设为镇。立镇以后，万安的经济得到更快的发展。宋熙宁四年（），有朝臣上书，言万安“镇当水陆之冲，舟车之会，控扼赣石之咽喉”，朝廷同意划龙泉县之永兴、和蜀，泰和县之诚信，赣县之龙泉等乡，新置万安县，隶属吉州(今吉安市)。万安自宋设县及今已有千年，走在万安街头依然还能看到一些自那时遗留下来的古城墙、古塔、古码头……
一段古城墙
初到万安，印象最深是古城墙，是城墙外的一片繁忙。
年的时候，万安城市规模很小，人口只有一万多，经济也不活跃，县城也不漂亮，没有几个好的去处，赣江边上往往是人扎堆的地方。位于城东南紧临赣江的古城墙已是十分衰落，残存不过千米。从西门至观澜门三百米，紧挨着外城墙根密匝匝地排列着民房，这些民房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房屋正面用料多为木板，由于房屋与城墙过于紧密，造成了十分潮湿的环境，所以内外城墙常年附着青苔，非常湿滑。城墙上的垛口多有损毁，墙内的夯土也已暴露，被周围的居民开垦种菜，傍晚经常可见提桶浇尿的妇人，立于高高的城墙上。几处城门都已破败，藤蔓倒挂，野草疯长。我记得当时西门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青石板，上面记着当年万安暴动攻城的情况。
万安古城墙始建于宋，因而有人说它是宋城墙，似乎也没错。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明城墙。万安古城墙的规模和形制在不同朝代都有所不同，宋元时期的城墙是土城墙，到了明朝才有了砖砌的城墙。数百年洪水的浸泡与冲刷，淘空了城墙砖缝间的沙浆，不少地方的城砖已有松动，跟着城墙走，不时会发现城墙某一处少了一二块砖。明时的砖较为特别，比今宽大，规制是长35至39厘米，宽18至20厘米，这么大一块砖被人拿了去，就如一件好好的衣裳被人戳了一个洞，感觉不是滋味。
城墙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主要满足战争防御的需要，当然也用于抵御城市洪水。古代城市从天子的帝京到郡、州、府、县，甚至乡镇都有城墙和护城河，城墙就是城市规划中重要的元素。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考工记》说，“匠人营国（城池），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管子》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种城市规划的理念在中国通行了数千年。
古人对城墙情有独钟，对它的呵护也是用心到了极致，从清同治年间修编的《万安县志》里记载的万安城墙五百年修筑史，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北宋元丰元年（），知县朱俊民始筑城池，至年离任，城墙仍未竣工。
北宋元丰六年（），胡天民接任知县，干了几年才把城墙筑完。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知县赵成之增筑城垣，置城门。
元代至正十九年（），知县彭九皋重筑城垣，延周三里，高一丈，宽八尺，并置四个城门。
元代至正二十三年（），都尉钱唐奴再筑城垣，加高三分之一，加宽一倍，并给四个城门取名。东门叫朝阳门，西门叫高明门，南门叫自南门，北门叫拱辰门。
明正德六年（），知县桑翘改用砖石修筑城墙。任内，城墙修筑的规模已经十分壮观。
城墙周围长丈，高2丈2尺，垛口个，连垛口墙上宽1丈，墙下宽1丈5尺，同时置六城门。东威远，西五云，南表忠，北通都，西南增置观澜门，面对河岸芙蓉山增置芙蓉门。
五百年厚重的历史俱在这一段段记录之中，一位位造城者的心路，数代人对于平安生活的祈望跃然纸上。
县志中还记载了明代正统十四年（），朝廷对城墙建造的催促诏命，诏书说：“各郡州县古有城池见存者量加修葺，旧无城池足据者渐行开筑。”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城墙的重视，难怪历任知县总拿城墙做文章。
明代万安知县桑翘，这位祖籍江苏常熟的知县，不仅胆识过人，而且精明了得。据有关专家考证，万安古城墙有两种砖铭，阳印有“正德七年万安提调知县桑翘”，阴印有“正德七年万安提调知县管工城头正”等。这说明当时修城墙时，知县指定了专门的窑负责烧制城砖，并在粗坯做成后盖上了事先刻好的印章。桑翘以来的历任重修者无不效仿，所以城墙中也能看到“咸丰四年修城”的砖铭，后来人才能知道哪一代哪位人物对城墙作过修复。
除了县志，从万安城墙砖铭上也能分析得出，咸丰四年（）万安城墙经历过一次大规模重修，而在这之前万安古城墙分别在康熙二十六年（）、嘉庆二十年（）、道光二（）、道光十四年（）作过维修。
清代有几位县令暗自琢磨古城墙形制，并在“审美意义”上进行了大胆的整修。不幸的是，这些知县脑筋动错了地方，给今人留下了笑柄。
康熙三年（），知县胡枢将原来的个城垛削减为个，并将原来货运繁忙的芙蓉门堵塞，仅保留了五座城门。然而，封堵芙蓉门很快在地方引起强烈反响，万安人普遍认为，芙蓉门不能封，理由是封堵芙蓉门，不仅让人进出不便，而且还挡了文风。与芙蓉门隔岸相对的是芙蓉山，芙蓉山是笔架山。明代万安训导刘池蕴这样描述芙蓉山：
屹立琴堂右，苍苍春复秋，
云开文笔见，雪积玉口抽。
秀色为人爱，岚光每自收，
钟灵生俊杰，盛世有公候。
刘训导对笔架山的描绘深入人心，人们认为胡知县的做法有碍地方发展，强烈要求知县重开芙蓉门。胡枢终于敌不住公论，于康熙九年（）扒开砖土，重开芙蓉门。《万安县志》述此为“知县胡枢谓芙蓉门为文学所系，复辟之，并构门楼”。
康熙十七年（），知县马之骅听说了此事，可能是出于迎合万安人的心理，对芙蓉门又作了一番整修。乾隆十五年（），知县方居瀛听信少数人的意见，将南北两门分别向西东方向移建，这一改建让很多人心里顿感别扭，在公众指责下，方知县又将南北两门复归原处。
今天，虽然城墙功能早已消失，但作为文物还是值得保留的。年万安古城墙得以立项重修，重修后的古城墙比较好地保留了明清风格，气势比从前雄伟。年万安古城墙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江西省保存最完好的一段县级古城墙。年城墙外沿江路拓宽改造，增建了十八滩文化广场等一些公共休闲设施。
伴随古城墙维修，是一场大规模拆迁。过去城墙内外的民居建筑，虽然有些破旧，但与古城墙风格总体相匹配。现在民居建筑被拆除，古城墙只好孤独地立在江边，城墙外由于少了人气，冷冷清清。倒是观澜门外有一棵参天榕树与它相伴相望，古榕出奇地大而茂盛，其冠如盖，其茎需三个大人合抱。因为只有一棵，所以弥足珍贵，不知吸引了多少人止步观望。我揣测筑城之初，城墙外是栽过许多榕树的，不知是人为损毁，还是敌不过洪水袭击，独这一棵得以存活，然而县志却没有记载过榕树的历史，或许在古人心中绿化是城墙的附属，不值得记载。
榕树无言，古城墙兴衰往替，走过千年。
两座“文”塔
万安县城有两座塔，一塔名崇文，位于县城西北关隘，另一塔名文明，位于县城东南要塞，是万安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两座塔都有一个“文”字，我揣测，不仅有“以文化之”的寓意，还有文运昌盛的期待。古人做事命名极为考究，不要说塔这样的大型建筑，就是区区亭台也非得弄出些风雅来，这是古人的可爱之处。
多年以前，我去游览攀登崇文塔，站在高处，眺望这一处江山，满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豪情，东南望文明塔，不经意却有惊奇发现，这两塔若是直线连接，与赣江刚好包裹老县城，造塔之人是否暗藏玄机？那一刻，我对塔开始有了好奇。
塔，源于佛教，进入中国后，很快就有了中国特色，它与中国传统堪舆理论结合，形成了一种有着特殊寓意的建筑，成了镇山、镇水或者点缀河山、显示教化之塔。塔一般建于水口，作为一郡一乡一邑之华表。从堪舆的角度讲，有些塔自然是为了弥补地形缺陷，但更多的塔寄托了地方文运的期待。从明朝中期至清代，文塔建造之风盛行，塔身细长，恰似毛笔插入云霄，似乎要以苍天为纸。
后来登文明塔，细观县城地形，似乎发现些许端倪。赣江流过惶恐滩，仿佛吁了一口长气，江面忽然和缓开阔，并在县城东南拐了一个很大的弯。这一拐，把整个县城搂在了臂弯，拐出了万种风情，就有了历史上被古人盛赞的“芙蓉叠献”、“云洲迴澜”、“龙溪夜月”等美景。而向着赣江突兀而来的遂川江，在县城西北与赣江遭遇，因为赣江拐了弯，没有形成汹涌水势。崇文塔正好在两江交汇口，这一特殊的位置，让人自然想到古人在此建塔大概是为镇水之用。
崇文塔为楼阁式空心飞檐青砖糯米浇浆垒成。结构紧密，坚如磐石，造型美观，宏伟雄壮。塔为九级八面，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塔高32米，底座直经10.2米，塔面每层交错有空心斗窗，塔壁内砌有螺旋式阶梯，塔山朝南有如意斗处江山，满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豪情，东南望文明塔，不经意却有惊奇发现，这两塔若是直线连接，与赣江刚好包裹老县城，造塔之人是否暗藏玄机？那一刻，我对塔开始有了好奇。
崇文塔为楼阁式空心飞檐青砖糯米浇浆垒成。结构紧密，坚如磐石，造型美观，宏伟雄壮。塔为九级八面，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塔高32米，底座直经10.2米，塔面每层交错有空心斗窗，塔壁内砌有螺旋式阶梯，塔山朝南有如意斗拱，塔顶冠以双层园球形葫芦顶，在九级正面墙壁上还镶有一块碑石文曰：“崇文塔明成化年建。”
崇文塔是明成化年间（），由知县袁士凤倡建。清《万安县志》记载，袁士凤是一位口碑不错的官，广东东莞人，进士出身，任内做了许多得民心的事，志书关于他的传称，“廉介有为，废兴坠举，缮治学宫，建崇文塔，修谯楼，施善亭，南门桥，诸创置不可胜举”。由此看，崇文塔的建造无疑是一件群众满意的好事。
作为镇水之塔，崇文塔满足了群众畏水的心理需求，但是仅此解释似乎局限了造塔者的本意。从袁知县的作为来看，应该还有宣示教化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崇文塔立于江边，塔身白色，行船走水的人晚上经过这里，远远就能看到月光下银白色的塔身，有如夜明珠照亮航道。
与崇文塔相比，文明塔显得小巧，但在建筑艺术上或许要比崇文塔高许多，文明塔为实心飞檐式砖塔，八角七级，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塔高20米，基围14.8米，直径4.85米，皆用青砖糯米浇浆垒成，塔身表面呈灰白色，每层各面交错筑有空心斗拱，第二、三级的檐边为锯齿形，塔刹在七级以上冠以雕磨青石葫芦顶，美轮美奂。
然而，文明塔的建造远没有崇文塔的荣光，伴随着文明塔的建造，各种非议让建造者感到心寒。
文明塔建于清道光年间（），由知县潘尊贤倡建，职员严祥独资兴建。在建造时间上，文明塔比崇文塔晚年。为何补建文明塔？县志没有记载，但这位甘肃籍的知县，在万安任内不得民心，因此文明塔建起来以后，民间马上有了说法。万安人普遍认为，潘尊贤通晓堪舆，倡议在此建塔，名义上是以增观瞻，真实的意图是打擂固排，破坏风水，以驯服绅民，而期官运永享。万安人对潘老爷如此反感因为什么，现今无从考证。至于造塔的意图，在我来看，民间说法不一定靠谱。
后来的历史应该可以证明，文明塔没有祸害万安。其实，建塔也是当时政风使然，中国建塔以明清时期为最。在这一点上，崇文塔的建造者应该也是这种政风使然。不幸的是，潘老爷出力不讨好，惹来骂声一片。
塔，离开寺庙，不再是“窣堵坡”。它是风水的，多少期许走进人们心里；它是政治的，多少官员的儒家梦想植入大地；它是社会的，多少文化走进历史的深处。塔毕竟是田野风物，作为历史遗存和文化符号，值得人们珍惜，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厚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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