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光明我的外祖父蔡春江

我对外祖父蔡春江没有印象。但“春江公”却是我自懂事有记忆起，便深深刻入我小小男儿心的大英雄，也是我从小立志参军报国的原动力。

记不清是哪时，当时我有几岁，但可以肯定的是儿时记忆启蒙初期，印象虽有些模糊，但很深刻。

“家家（外祖母姚氏）”作为国民党游击队长的太太，被打成“四类分子”，成分很高。解放初期挨批斗，挂黑牌、跪板凳、打锣游堤，被各种花样地游斗折腾过。为了生计，这个当年跟着“春江公”一起叱咤风雨的“大小姐”，极不情愿地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终于还是把“春江公”牺牲前留给她应对不测的一“把缸子”金银首饰，主动交到了队上。原指望能得到“从宽”，给后辈减轻些压力，求得一份平安。谁料，反而横祸飞来，队里工作组以“地主婆”不老实、国民党太太私藏变天账等罪名，把“家家”关进了队屋后面的小黑屋。后来按“家家”的话说，是“江幺嗲（家家时不时这样称呼外祖父）”显灵了，才被放出来。

“春江公”拉杆子打日本的时候，曾与当时驻扎在桃花山一带的一支新四军抗日队伍有过交情，队伍里一位兄弟解放后在北京当了不小的官。解放初期回华容省亲，专门问起“春江公”后人情况。或许是在他的关心和周旋下，“家家”才得以幸免，渡过了人生的生死劫。

逃过劫难后，刚三十出头的“家家”，仍不甘就此生活在地缝里。骨子里倔强的一面，让她再次挺而走险，顽强抗争命运的不公，试图摆脱沉重的舆论重压和左邻右舍的白眼，毅然孤身离乡出走，顺江北上到了武汉。

大户人家出生的“家家”，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个文化人，在汉口很快找到了一份纺织女工的工作。加之仪态容貌、为人处世较为得体，深得工友的认可。几年光景，便当上了车间女工组长。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偶尔的“邂逅”，一位同乡认出了“家家”国民党游击队长太太的身份。当时群众“觉悟”都很高，很快报告组织，“家家”被押送回原籍。从此，“家家”对自己的处境不再抱有幻想，遂改头换面，改嫁到了华容新河口一户王姓人家。就此万念俱灰，心灰意冷，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不再有“非分之念”。

我是１９６２年秋出生的，从我记事起，“家家”就已磨砺成了一位贤淑、端庄的家庭妇女。她平时极少出门，多数时间是系着一个深褐色的围兜兜，在灶台边摸摸细细的做事。尤其是“家家”做的“华容团子”，已经成了一种儿时的味道，一种乡恋，一种“家家”塞进行囊的不舍和牵挂。

生活再苦，“家家”也总是把日子忙乎得精精致致，屋里屋外干干净净。印象最深的是“家家”的老式雕花木床，和木床下边那个长长的已经踩磨出明显岁月痕迹的踏板。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坐的地方（不知怎的，这个有点像“古董”的雕花木床，当年居然没在抄家中被毁，而得以幸存下来）。挂着蚊帐的雕花床与背后墙壁之间，留有约一米左右的空间，床尾后头入口处用花布拉了个帘子，形成床后的一个小廊子。“家家”总是习惯的一撩右臂，躬身进入她的小空间。现在理解应该是“家家”的一个私密空间。紧挨着床铺里侧靠墙的当头，长年放着一个旧樟木箱子。印象中，总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我大约三四岁的时候，“家家”怕我滚下床，总把我放在床的里侧睡，正好挨樟木箱很近。于是，这种特有的清香，便成了我儿时温馨记忆中的一部分，也成了我日后对“家家”故事里“春江公”魂牵梦绕的回忆和想象。

“家家”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知书达理懂诗文，哄我睡觉的时候除了唐诗宋词、薛仁贵的故事外，还会经常讲好多打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也多数是“春江公”。小时候不知道“春江公”是谁，但时间久了，就如同那淡淡的香樟味一样，亦然跟“春江公”“熟悉”起来，且日后总会条件反射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一闻到香樟的清香，就不禁想到“春江公”的抗日故事。

小时候每当听到“春江公”打仗的故事，小小的心灵总会禁不住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特别是听了“春江公”禾场团练习武抗倭寇的故事后，还时不时会邀集一些小伙伴在禾场上挥舞着树棍子练武功，并把“春江公”的故事卖弄地讲给小伙伴们听。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老屋台子后面的堤坎边，津津乐道地跟小伙伴们讲“春江公”打仗的故事，“家家”突然出现，一把拽起我，提着我三步两步就回了屋，并把我扔到屋角，迅速关起堂屋的门，撸起围兜兜下摆，捂着眼睛，不停地抽泣起来，尔后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此后，“家家”的故事里，“春江公”就很少出现了。

很久过后的一天深夜，我睡眼惺忪地醒来，床上没看到“家家”，正在着急想哭的时候，听到蚊帐后的樟木箱子边有响动。顺声隔着蚊帐，我依稀看到“家家”手捧着一个书本大的东西，端详着、抽泣着……

小小的年纪，我似乎也隐隐明白了些什么，假装睡了。

当时虽小，也很好奇，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了这个樟木箱子和箱子里的“木框框”的重要和神秘。因此，“家家”不在时，会经常留意箱子上那把横插式的长型铜锁，期待哪天它是开着的。

“家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一天晚上，“家家”特意很早关了堂屋大门，又关了“嘎嘎”作响的房门，搬了两个“蚂拐凳”，把我拉到樟木箱子边，和她并排坐下，很是庄重地打开了樟木箱子。

“家家”小心翼翼地捧出了那个红绸布包裹的“木框框”，借着有些昏暗的煤油灯，一层一层打开了包裹的红布。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老式考究的镜框，边沿虽已明显破损，但仍不失精致。后来才得知这个相框是“家家”嫁到蔡家时，带过来的女儿私物。相框的正中央是一张约两寸左右的黑白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身着军服，跨马横刀，一身英武的男人。“家家”郑重地告诉我，这就是“家公嗲嗲”，也就是故事里的主人翁“春江公”，我的外祖父——蔡春江。

这便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外祖父蔡春江“见面”。

据“家家”讲，这是她解放后唯一珍藏的东西，再没敢给人看过，连我母亲也不曾见过。按“家家”的话讲，“明婆娘”（家里长辈对我的昵称）有灵性，长得很像他“家公嗲嗲（华容一带对外祖父的称谓）”，这也许是我除“家家”外唯一能够有幸曾经看到外祖父蔡春江跨马横刀、一身戎装的照片的原因。

自那次之后，这个相框就再也没了踪迹，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从军校放暑假回来看“家家”，有了想写写春江公的想法，多次追问照片下落后，“家家”才怯怯地告诉我，并先问我还记得“家公嗲嗲”的样子不？我非常肯定地回答，已深入我的脑海。“家家”听后欣慰地摸着我的头，老眼噙泪地告诉我说，当时风声很紧，听说文树嗲（原春江公的副官文树生）又被关起来了，怕查到我们家来，所以那晚给你看过后，便把相片烧了。

这是“家家”唯一留下的“财产”呀，居然就这样付诸一炬了。有时候现实的残酷，就犹如一把不经意的软刀子，不见血而伤精髓。

据“家家”讲，这张照片是外祖父蔡春江牺牲那年（民国三十三年）冬，带领队伍挫败日军下高桥抢粮行动后，国民党华容县党部奖励蔡部游击队时拍摄的。当时，华容陷落后，国民党华容县政府辗转北景港、注滋口等地，尽管十分艰难，但当时的华容县国民抗日自卫团司令长官袁振基，还是十分重视陷落低潮时期局部抗日烽火对民众抗日的引领和鼓舞，特意召开了表彰蔡部下高桥阻击日军取得较好战果的表彰会，最珍贵的是还带来了摄影记者，由此才留下这些照片。原本照片还有几张蔡部游击队的集体合影，春江公牺牲后照片就不知所踪了。

那年冬天，小雪节气刚过没几天，天空就“灰头土脸”了下来，雪籽籽不时地敲打着堂屋屋顶的亮瓦，小婉澜（春江公之女，我母亲）疑惑地仰着头，看着被雪籽敲得劈里啪啦作响的亮瓦，似乎在期盼着什么。

好一向没有落屋的“春江公”刚坐下，“家家”半蹲着帮他褪下满是泥泞的马靴，递过烟袋，划了根洋火，点燃煤纸递过去……

吧啦了几口烟后，“春江公”才抬眼看着一直在侍候着自己的妻子，以及怯生生地紧贴在妻子身后的婉澜，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欣喜地把婉澜搂在怀里，告诉妻子这是上次庆功会上袁司令特意安排拍摄的，刚派人送过来，还把其中一张自己的单人照抽出来，交给妻子。

自鬼子占领华容后，“春江公”基本上没落过屋，带领不断壮大的抗日队伍，辗转于新墙河两岸的沙仙庙、草鞋岭、笔架山，华容的桃花山、层山、潘家渡、桠杈河以及南县的华阁等地，不断袭扰日军，有力牵制了日军主攻力量，同时也被日伪军盯上。

国难当头，小家庭真是难得有如此温馨的一刻。正当小婉澜慢慢想在“爹爹”面前撒撒娇的时候，门外急促的脚步声打乱了这顷刻的宁静。副官文树生急匆匆小跑过来，见“幺舅娘”在，也顾不得讲究，径直快步走到“春江公”一旁，耳语了一番便匆匆走了。

“家家”意会到“春江公”定有紧要事务，没来得及擦去马靴上的泥泞，“春江公”已迅速整理好了行装，一扬手拿起马鞭正欲离开，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急匆匆把“家家”拉进里屋，把钱柜子里的一些物件交给了她……

人生的相逢与绝别，不经意时总觉察不到什么，但经意的回想总会万般后悔自己为什么就丝毫没想到这竟是一生的诀别……这是“家家”后来经常伴泪唠叨的话题。

后来得知，蔡部游击队与桃花山新四军秘密会商事宜，被县维持会奸细侦获，直接触发了日伪军精心筹划的定点清除圈套，日伪军利用手头掌握的“春江公”的行动规律，再加上维持会熟悉的地形条件，在轭头湾的桠杈河，又称“烂泥塌”的一个三岔口处设下埋伏，在河堤上的制高点部署了多处狙击点。

伏击途中遭遇伏击，这是春江公及游击队始料不及的。日伪军精心策划的伏击，制高点被完全控制，游击队被火力压制在沟坎之下，根本无法展开。加之冬季的洞庭湖水寒彻骨，沟坎之下自然坚持不了多久。战斗十分惨烈，蔡部游击队３０多名队员，在与３００多名华容日伪军全线出击的伏击战中，浴血奋战，顽强抵抗，终因被动遭伏，无法突围摆脱，除几名按“春江公”意图及时从枯荷塘后撤的队员外，全部壮烈牺牲。

……

母亲一直由于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牵连，嫁到南县后也是躲躲藏藏，生怕人家提起娘家、提起父亲“春江公”的事情。每次成分不好的人办学习班都少不了她。几次入党也因为成分的问题被搁置。也许是吓怕了，父母老实一辈子，凡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也是我很早想写“春江公”传记而没有动笔的原因之一。

母亲内心一方面非常期待父亲“春江公”的抗日事迹重见天日，另一方面又心有余悸，生怕儿子弄不好出什么乱子。正因为如此，前期我一直在默默地做“春江公”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以及湘北抗战历史事实和大背景的研究。后来遇到胡玉明先生，才一拍即合开始动笔。

去年，母亲知道我已经开始着手在写“春江公”的抗日传记，仍然还是怯生生地问我：崽呀，你外公可是国民党抗日游击队长，能写吗？并反复告诫我，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不止一次地宽慰母亲，如今社会开明多了，会更加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

80多岁的母亲，心里还一直藏着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期盼”。就是“春江公”评定“烈士”的问题。早在七八十年代，母亲就经常会萌动这个想法：父亲是华容国民党抗日游击队队长，33岁短暂的生命，是在捍卫民族尊严，驱除倭寇的战斗中牺牲的，从没有参加过内战。拉杆子、带队伍、杀敌寇、护乡民，有口皆碑。虽然被国民党收编在先，但是“春江公”抗日游击队是在民团武装抗日队伍不断壮大，且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的背景下，顺应国共合作大局，以抗日救亡为第一要务，被华容国民政府收编的。况且，当时蔡部游击队与当地多支抗日武装包括桃花山新四军挺进支队，都有战斗策应，受到新四军抗日武装的重视。

据“春江公”的副官文树生的后人介绍，当时华容地下党也曾派员多次与“春江公”秘密取得联系，商量收编事宜。历史的交叉往往有它不可推论的偶然性。但不管怎样，抗日民团武装首领，后来的华容国民党抗日游击队长——蔡春江“毅然举旌，揭竿抗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抗日义举，更多的是一种民族气节的体现，与“主义”无关。

曾在华容胜峰乡担任多年支部书记的杨秋海先生，深感民间流传的蔡春江抗日故事感动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后人，得知我们在收集蔡部游击队的抗日素材，主动找到我们，话语中无不体现出一种热切和期盼，同时也多少流露出对以往迟迟不见“春江公”后人及时收集整理即将被岁月侵蚀的“蔡春江抗日故事”的不屑，和今天终于能够如愿的欣慰。

面对杨书记这位曾在“春江公”战斗过的热土上，耳濡目染了多年“春江公”抗战杀敌的生动故事的基层官员，我不禁汗颜羞愧，也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唤醒这段历史记忆，叩响历史回音，以昭后人的责任和信念。

曾在华容县党史办、宣传部门工作多年的郭清彬先生，更是本着“直面历史，秉笔直书”的朴实情怀，在当年十分敏感的背景下，力排异议增写了国民党军和华容县国民党抗日游击大队英勇抗日的重要章节，和他的同事们一道记录留下非常宝贵的蔡部游击队抗日史料，并在相继出版的《华容风雷》《中国共产党华容历史（１９１９年—２００５年）》等文史书籍中再次记述了蔡春江率部抗日、壮烈牺牲的史实。

童心是透明的，小时分不清国共两党抗日的复杂形势及重要背景，更没有“主义”的概念，只有一个高大威武、跨马横刀、抗击日寇的英雄形象在我心中。

稍大后的七十年代，幼小的心灵还总会时常受到意想不到的外界冲击，人家怎么骂我们地主崽子，咱们姊妹三都能听“家家”的话忍着。但如果骂“春江公”，我就不依，就会愤怒地抡起小拳头跟他们干仗。小时候被大孩子打，多数属于这个原因。

孩提时总十分困惑，为什么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大人却如此避之不及，甚至有时候我们姊妹提起外祖父，还会招致母亲的严厉喝止。

对于幼小的心灵，这些疑虑与困惑，虽然很简单、很直接，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困惑、一段尘封历史的呐喊呢？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长河中，有多少“主义”不同的抗日英雄仍默默长眠于祖国的江河湖泊，就像当年浴血守护国土家园一样，他们的流血牺牲壮丽着今天的河山；新墙河两岸，湘北抗战旧战壕遗址里，还有多少不知姓名，没有“主义”的鲜血，浸染着山梁的沃土，凝聚成另一种生命形式，化成茂密的丛林，翘首伸天，盼望着、期待着……

时间可以澄清历史，但风雨也在无情地冲淡历史。当我们似乎明白点什么的时候，历史的尘封已在岁月的侵蚀下难以复原……

困惑伴随着自己长大。因为从小崇拜“春江公”跨马横刀、抗敌驱寇的英雄壮举，特别是深深刻入我脑海的“春江公”最后英武的戎装照片，于是很早很早就立下了自己参军报国的“鸿鹄之志”。

年12月，在中越边界狼烟四起的紧张时期，作为家族三代单传的我，久立心底参军报国的志向，终于等到机会。尚不到１７周岁的我，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耐心说服年迈的祖父祖母和“家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直扑南疆前线的军旅生涯。

当时，祖父知道我从小崇拜“春江公”，知道我的志向，表面上并没有反对我去参军，但内心却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后来得知，我体检合格后，祖父和我的二嗲嗲（祖父的弟弟），商量了几天，最后还是背着家人找到街道办事处杨主任，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嘶泪下地请求杨主任想个办法，别让他三代单传的孙儿去当兵，留住涂家的“根”。

无奈我志向坚定，残酷地拒绝了祖父的意见。直到后来自己为人父之后，回忆起当初祖父的无助，才真正感到当时祖辈的心酸胆寒和自己“忠孝难全”。

我入伍走后，祖父一病不起……

直到第二年八月桂花飘香的时候，我考上军校，从广州前往西安报到，中途特意回家看望老人，并告知我将到军事院校深造的喜讯，祖父才慢慢放下怕我上火线，失去唯一单传的担忧。

祖父涂继轩，左邻右舍都尊称他“涂嗲”，他是一位乐观、豁达、侠义、善良的受人尊敬的老人，与“春江公”同岁，少年时期曾与“春江公”一起，在桃花山习武，行侠仗义，曾短暂参与当地民团武装的抗日活动。后因六个子女因病因灾相继夭折（只剩下我父亲这根独苗），无奈回家与祖母共度难关。

祖父生性豪爽、侠义的个性，无形地为家族树立了标榜。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解放的前一年，洞庭湖区遭遇罕见的水灾。当时祖父家境殷实，在南华渡（华容到南县的沱江渡口）开有一个“舂米行”。

那年处暑时节的一个拂晓，大雨倾盆，“龙抬头，雨不停”，持续下了一整晚的暴雨，已经把左邻右舍的矮房子都淹得差不多了。祖父家的台子比较高，左厢房边搭了一个舂米房，有个比较大的阁楼，平时用来存放农具和杂物。见此情况，天还没完全亮，祖父就慌忙张罗乡里乡亲赶紧到阁楼躲避。不到半天，先后有近40余人挤在阁楼和房梁上。因为人多，被压得“嘎嘎”作响的木制阁楼，在风雨交加的肆虐下，已经岌岌可危，而大雨还在倾盆而下，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水位在一寸一寸地往上蹿。男女老少几十人已经完全慌了神，哭的、喊的乱成一团，大有一起等死的气氛。

木制架构的房子很快在水位不断上蹿的过程中，被巨大的浮力和冲力撼动了基础，房子开始慢慢随水摇摆战栗，隐约间似乎已经开始飘离屋基。

幸运的是祖父家后院有两棵百年大樟树，随水挪动的房子正好卡在了两根粗大樟树之间，没有被冲进湍急的河道里，但房子的结构已经开始扭曲变形，随时可能解体。

紧要关头，祖父随手拿起一把镰刀，召集几个年轻力壮的乡亲，迅速在毛草屋顶掏挖出一个半米见方的逃生口，找了几根散乱在阁楼上的舂米桩，钻上屋顶，把正屋与樟树之间作了简单固定，然后迅速组织老小向屋顶转移，并一一疏散到正屋屋顶。

祖父的继父“胡子嗲嗲”是最后一个从阁楼逃生的人，当他刚探出半个身子，厢房阁楼便轰然倒塌，“胡子嗲嗲”被卡住悬在中间，好在祖父眼疾手快，一手薅住了“胡子嗲嗲”的衣领，才把老人家救上来。

祖父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是善良、宽厚和神秘。

我们家住在渡口，与水很近。每年夏天玩水无疑是小孩子们的最爱。我是涂家三代单传，祖父总是跟“看牛”一样，寸步不离。我撒欢地玩水，祖父一定是坐在岸边看着。

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总有那么几次，祖父会挨家挨户地叮嘱邻居家长：“河里不干净，这一向不要下河玩水。”因为多年来一直这样过来，很是灵验，近处邻居都会立马管束小孩子们下河。但毕竟街长路远，总也避免不了远街来玩的人，结果总要出现几起意外溺亡事故。此时，祖父也只能扼腕唉叹，面朝河面祷告。

祖父还会帮人治疗眼疾，但全然不是药疗，而是“占卜”之类的。我的印象中，似乎都很快痊愈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涂嗲”在渡船码头自然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祖父少年习武，还懂得一些草药，是远近闻名的治疗跌打损伤的草药“郎中”，解放后还无偿甚至贴钱救治了不少病人。大约七十年代初，不少四川灾民在湖南做劳力活谋生。一家刘姓两兄弟，在南县做搬运工，大刘被板车压断了大腿，医院治疗了几个月，医疗费积压了一大笔付不起，腿还没治好，在两兄弟欲哭无泪、走投无路、想寻短见的情况下，医院的一位好心医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又知晓渡船码头的“涂嗲”治疗跌打损伤有些本事，于是试探性地找到“涂嗲”。随后，好心医生和“涂嗲”一起“里应外合”医院“逃出”。

祖父说服满面愁容的祖母，在家里腾了一个临时“窝”给大刘，管饭管住管治疗。为此，祖父不知挨了多少祖母的“冲头子”（数落之意）。因为当时生活条件很差，祖父母带着我们孙辈三姊妹，吃了上顿没下顿，祖母当家经常是端着锅子左邻右舍去借米下锅，十分艰难。而祖父生性豪爽侠义的个性依然是天下为友。印象最深的是，我家住在南华渡口（渡船码头），华容往返南县过河都经过我家门口。祖父经常是左手掌着约半米长的竹节烟袋，右手拿着一根点燃的煤纸（一种草纸卷成的细纸卷，燃着点烟），斜躺在躺椅上，从不消减热情地与过往朋友频频打招呼，还不时会豪爽地大声吆喝着“来、来、来，到家里吃饭”……

而每当此时，我们总会察觉到祖母定是满面愁容。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祖父花了近半年时间，硬是把大刘的腿治好，并托了很多朋友，帮大刘小刘两兄弟安顿落户在对河的操军乡，后来娶妻生子，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如果说我的外祖父蔡春江，是巍然屹立于我幼小心灵的一座丰碑；那么我的祖父涂继轩，就是我成长过程中品德养成、磨砺刚毅的塑形师。如果说我的一生还算有点成就的话，祖辈们自成家范的品德，才是成就我的源泉和基因。

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原载于抗日战争纪念网

（涂光明：蔡春江外孙，书法家，湖南省金融文联副主席、金融书法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