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与修行一亩白云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

古琴，又名弦琴、瑶琴、雅琴，是世界最古老的拔弦乐器。瑶琴又被文人、士大夫视为神器、道器，乃“圣人治世之器，君子修养之物”。宋代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的诗文集大量地将琴道与丹道修行相联结，并非偶然。白玉蟾立足于“道心不二”“即心即道”“对境无心，对心无境”的本体论，主张真正的隐修是“隐心”而非“隐山”，学道之人应当“在俗元无俗，居尘不染尘”，以心契心，以道合道，在快活中修行。而古琴作为士人、道人养心之圣器，恰与白玉蟾识道、炼心的南宗丹道思想息息相通。白玉蟾视琴为道堂“气象清高”的标志、道人“和光混俗”的表征、道人隐心修行的圣器。琴心即道心，琴道即丹道。学琴与修道，理无二致，关键都是守住精气与心神，性命双修，以道为宗。而琴与剑、琴与月等物象又有天然的意义关联，其象征指向离不开琴士、道人之“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的精神诉求。而白玉蟾还有浓厚的神霄“谪仙情结”，故而其鸣琴舞剑、对月调琴又有了寻求神人相感、体道归真的意味。

一、前言

先秦以来，古琴被国人视为治世之圣器、修身之神物。汉桓谭《新论。琴道》称雅琴取象于天地，“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汉班固《白虎通义。礼乐》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魏晋嵇康《琴赋》更称“愔愔琴德，不可测也。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唐薛易简《琴诀》更视“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思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琴心即道心

历代道家道教之修真人士皆以道洽琴心，皆视古琴为调心、修身、养生的道器。不仅大量的琴曲琴（弦）歌具有道教的趣味，而且大批的道人也是抚琴高士，如汉唐之张道陵、刘向、孙登、陶弘景、元丹丘、胡紫阳、司马承祯、梅复元，宋元明清之白玉蟾、俞琰、冷谦、徐青山、张孔山等都是能琴道士。两宋是一个文治复兴的时代，道派新起，道士的修为水准较高，仅北宋可考的能琴道士就有27位。能琴道士的歌赋吟咏琴鹤、琴剑、琴棋、琴菊、琴丹等意象，体现了修真归隐的文化精神。其中，道教金丹派南宗五祖白玉蟾（－）更是借琴修道，诗文大量言琴。明万历《琼州府志》称白玉蟾“博洽儒书，究竟禅理，出言成章，文不加点，真草篆隶，琴棋书画，无不精妙。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踏遍江湖，名满天下。”

二、白玉蟾游历记对“琴器”的意象认知

白玉蟾一生游历了许多的名山、宫观，留下了大量的游历记。在《玉隆宫会仙阁记》《心远堂记》《牧斋记》《驻云堂记》《橘隐记》《武夷重建止止庵记》《太平兴国宫记》《玉隆万寿宫云会堂记》《笔架山云锦阁记》《隆兴府麻山北洞道院记》《南康军成蹊庵记》《涌翠亭记》等篇幅中，白玉蟾一直把瑶琴视为道堂气象清高的标志、道人“和光混俗”的表征，以及道人隐修的随身圣器。

（一）瑶琴是道堂“气象清高”的标志

早在汉代，应劭《风俗通义。琴》就指出君子居于深山幽谷或穷闾陋巷，皆应该琴不离身：“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虽在穷闾陋巷，深山幽谷，独不失琴。……琴之为言禁也，雅之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唐道士司马承祯《素琴传》更称“灵仙以琴理和神”“君子以琴德而安命”“隐士以琴德而兴逸”。宋陈旸《乐书》称“琴之于天下，和雅之正乐，治世之和音也。小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夺造化”。宫观或道场往往居于深山幽俗，作为“感格鬼神”和灵仙、君子、隐士之修身养性之地，自然离不开“闲邪复性乐道忘忧之器”（宋朱长文《琴史》）“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桓谭《新论。琴道》）的古琴。

在白玉蟾的游历人生中，他一直重视从宫观或道场的关键象征器物去评判彼处是否有适于修行的“道气”。诸如琴、剑、鹤、松、梅、笛、瑟等僻邪脱俗之物象，通常被他视为道场有蓬莱之道气的表征，可以“常生修真养元之念”。

白玉蟾祖师

白玉蟾游历记表明，宋代南方道观或庵堂藏有瑶琴是一种风尚。嘉定九年（）丙子正月中，江西四明的周道明在宋赵宗室赵汝渠、赵汝梁等赞助下创建了驻云堂。白玉蟾作《驻云堂记》称赞他们“素志闲雅，酷慕清虚”，有栖仙迎真之意。而驻云堂的道堂布置及炼丹修道生活安排甚有雅趣。如果道人在体证丹道的“金汞返还之妙”之余，还能有操琴舞剑之兴，可使道堂兼具修道之规绳，吸引更多的“可谈风月”的高士来山栖涧饮。

太平兴国宫是江西庐山久富盛名的宫观，被称作“咏真第八洞天”。嘉定十一年（）戊寅，白玉蟾在此授陈知白、洪知常等人以自家南宗之丹法。白玉蟾的《太平兴国宫记》用绮丽的文句，盛赞太平兴国宫作为仙灵咏真洞天的殊胜，期待于此“持蠡酌水归去来，一枕清风千万年”。而太平兴国宫院十九所，恰可“居鸣琴啸剑之流”。白玉蟾在《快活歌》称赞陈知白“半生立志学铅汞”，“授以丹法使还元”。他悟透“人生何似一杯酒，人生何似一盏灯。蓬莱方丈在何处，青云白鹤欲归去。”因此，鸣琴啸剑恰属于一种“快活真快活”的生活方式，是兼顾和光混俗、方外修真的最好的移情寄托。

彼时，南康军成蹊庵创建者朱文章乃名士也，“不喜科名，颇嗜方外。李自号牧庵，混俗和光，道俗颇山斗之。主是庵者许时，非真得金丹之大义者不能也”，这样“盖发明金丹之机，显露金丹之用”的道堂和道人正符合白玉蟾的修道归真的理想，因此他也将成蹊庵所挂的琴剑，视为“气象清高”的标志：“东则函丈，琴剑挂壁，经史叠床。琳馆焕然，古画罗列。客至不能辄去。西则栖云之堂，五湖四海，飘笠若蚁。晨夕香烛，茶板饭钟。气象清高，号为小蓬莱。”

《静胜堂记》《玉隆宫会仙阁记》《玉隆万寿宫云会堂记》等游历记，同样是把琴、酒、剑、棋、茶等物，视为宫观或道堂“清绝胜妙处”的重要载体：“有琴可以鼓，夜风岂不胜于笙竽之沸耳乎？有酒可以浇，晚曦岂不胜于绮玳之惑眼乎？有群逸人以为风骚之交，有诸羽士以为方外之友，宁不胜于鸳行鹭序，趑趄庙堂，雕虫篆刻，辛勤灯窗也。”（《静胜堂记》）“幽禽昼啼，琴自横膝；寒乌夜语，笛自横栏；人静院深，剑或鸣匣；茶清香冷，棋或敲枰。”（《玉隆宫会仙阁记》）“奇哉，青草青，百鸟吟，亦可棋，亦可琴。有酒可对景，无诗自咏心。神仙渺茫在何许？武夷君在山之阴。孤舟只桌归去来，琼花满洞何处寻？岂非止止止庵清绝胜妙处也。”（《武夷重建止止庵记》）“于此而琴，悟成连海水之鸣；于此而棋，参王乔斧柯之旨”（《玉隆万寿宫云会堂记》）。

同年，他在浙江临安府作《笔架山云锦阁记》，则用神来之笔端，想象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生命共融的梦幻场景。鹤、猿、竹、松、月、电等作为大自然之有机体的物象，都天然是有生命和有情志的，其声即是“天籁”。这些表述充分体现了白玉蟾“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天地之心为心”的整体观念。

天地万物

（二）瑶琴是道人“和光混俗”的表征

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不断地将古琴“神圣化”、拔高其作为“圣人之器”的地位，因此对于何人适合抚瑶琴，也有相应的规范。如宋代佚名《太古遗音。琴有所宜》称：“黄门士、隐士、儒士、羽士、德士，此五者，雅称圣人之乐，故宜于琴。黄门士鼓大雅、圣德之颂，隐士操流水高山之调，儒士抚清和治世之音，羽士操御风飞仙之曲，德士弹枯淡清虚之吟，乃伯夷、叔齐、柳下惠之流也。”是书甚至强调“武士之家不宜鼓琴”“商贾之家不宜鼓琴”“优伶之家不敢鼓琴”“百工技艺之有皆谓之俗夫，以俗夫之材而鼓圣人之琴，是玷辱圣人之器，故忌之”云云。北宋末《成玉涧琴论》称：“道人弹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弹琴，琴不浊亦浊。而况妇人、女子、倡优、下贱乎。”

宋代，方外的道士与士大夫交游频繁，畅游山水间，很多道士本身就是士大夫或科举出身，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除士大夫普遍热衷于琴道养心之外，道人亦将琴道与丹道、仙道的修炼联结在一起。道人除了以独特的服饰行头（松发、赤足等）示俗人以异味之外，如何精通琴、剑、棋、酒、画、诗、医卜、内丹、符水等等外法功夫，都是一种修道身份的象征。白玉蟾《隆兴府麻山北洞道院记》对于打着“清修”“行持”的名号实则“空谈”“虚无”的道流提出批评，强调道士欲修“仙道”当先修“人道”，当先懂得居尘修行，和光混俗，以术养道，内炼丹功，外用法术，才是真正的隐士。所以他在《驻云堂记》开放性地描绘了一个大隐于朝市的“道人”形象。这个形象也是白玉蟾自身的真实写照。《懒翁斋赋》则诗意地描述了一个出家为僧又还俗的隐居懒翁，在自家的屋堂置有琴、剑、笛、棋、酒等器物，行“不懒之懒”，潜心隐心修行的事迹。白玉蟾藉借“逃禅归道”的懒翁的形象，寄托了道家之绝尘坐忘、悟道忘机的逍遥游理想，以及南宗道教之“混俗和光”“大隐居廛”的修行思想。

（三）瑶琴是道人隐心修行的圣器

对于白玉蟾来说，瑶琴不仅仅是隐于朝市的道人的形象表征，也是道人借以隐心修行的圣器。道人抱琴舞剑也是一种修炼的外功，并非作为俗器去凸显“和光混俗”的表面形象，而是作为朝市养心、炼心、隐心的门径。

白玉蟾丹道修行思想的纲目，是强调“道心不二”，以为“推此心而与道合，此心即道也；体此道而与心会，此道即心也。道融于心，心融于道也。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也”。基于“心与道合”之本体论立场，白玉蟾反复强调南宗的修行样态是性命双修，大隐隐于朝市，借外功以强化心性的修炼。故《修道真言》称“学道之人，以养心为主”“学道是乐事。乐则是道，苦则非道”。《心远堂记》称“对境无心，对心无境”，“居山林虽则推静，处市井未常稍喧；所谓在俗元无俗，居尘不染尘者也。朱君悟大隐居廛之说，知心远地自偏之句，曲肱蘧蘧，箕坐习习，有诗可鸣，有卷可执，初非蹈世纷而婴维絷也”。《隐山文》更深一步地讨论了“隐山”与“隐心”辩证关系。真正的隐者是“识道忘山”的，以隐心为体，隐山为用。欲让道性怡神，琴棋书酒等器物便是炼心、隐心的最佳之辅助器：“有叶可书，有花可棋。其为琴也风入松，其为酒也雨滴石。其宁心有禅，其炼心有行”。

白玉蟾描述了能琴道士朱季愈、刘贵伯、谭元振、黄日新、陈洪范等道人或弟子在隐心之修方面的实践。其中，一琴一剑，正是他们隐心于朝野，出入于方外方外的圣器：《心远堂记》称赞阁皂黄冠朱君季愈与父兄贵为簪缨，但能以老氏为祖，“志趣飘逸，不可测识，两辖宫事，数携琴剑诣京华，所至权贵皆倒屣之，上方紫其裾，锡其冲妙之号”。《牧斋记》称誉阁皂黄冠师刘贵伯“诗甚骚而以懒辞，酒甚宽而以醉醉辞，棋甚敏而辞以不智，琴甚清而辞以不古”。《涌翠亭记》描绘白玉蟾与桐城谭元振、上清黄日新“抱琴而憩涌翠亭”，忘情于山水、自在快活的“无我之境”：“世事如电沬，人生如云萍，蓬莱在何处？黄鹤杳不来，抱琴攫剑，复起舞于亭之上”，“有时而琴，胸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时而棋，剥啄玉声，纵横星点；有时而书，春蛇入草，暮雁归芦；有时而画，溪山改观，草木生春。以此清兴，以此清幽，收入酒生涯，拥归诗世界，盖有得于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橘隐记》描述了武夷山冲佑观、静廉庵道士陈洪范“生平于琴书外，偏有橘僻”的风神骨范，意在一个“隐”字：“陈天锡之平居暇日，闲于轩窗，几案惟蓄一琴，复事一剑，可谓苍梧紫椿之琴，青萍赤荇之剑也。以此而观，故可与溪山鱼鸟争清闲，夺恬静；又可与松竹烟霞斗魂爽，战滋味也”，“抱琴于橘林之滨，岂无深深妙妙之意”。白氏和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亩白云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夫谁知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