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是明朝第一汉奸还是民族英雄亭殿阁

袁崇焕（年—年），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籍贯争议）。明朝末年蓟辽督师。

这就是整个明朝数百年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位人物，俗话说盖棺定论。可是袁督师死后几百年，任然没有一个可以值得所有人信服的定论。有人把他与岳飞相提并论，

有人视之为大明第一汉奸。那么到底如何呢？

研究历史，我们不能把哪一个人的论点奉为圭皋，我们应当从浩瀚的史料中，通过研读和对比，来发现隐藏着的真相。因为清代文字狱的篡改，导致有关袁崇焕的史料真假难辨，袁为了议和私杀毛文龙这一行为，有人说是民族英雄，也有一方认为是汉奸。史学家年来争论不休。

我在清朝史、明末史、朝鲜史中发现，就算在同一作者写的史书中都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这是不正常的。在清朝史、明末史、朝鲜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就算在同一作者写的史书中都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这是不正常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可任何篡改历史者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如何在清史记载的不起眼处迂回论证，这就是发现真理的途径。当然，更为可靠的明朝史料（注，明朝编写史料，非清修明史），也是发现事实的一个很好的题材。

历史背景

在忠奸难辨，党争激烈的明末：（明中期内阁制度被改革成类似君主立宪制，导致内阁首辅和东厂太监权力大增，一旦联合就可以轻松架空皇权，两党为了争夺至高权臣的地位而争斗不休，导致忠良所剩无几。）所以明末皇帝只能做木匠活，想要亲政就要做好突然驾崩的准备如“红丸案”（可不是女子落红哦）等，而明初期皇帝有死在征途上、有被俘虏没有投降的，后人赞美皇帝曰“大明朝从‘令’（代表朱元璋祖训）往后：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当然，关于明朝政权另类的三权分立（皇权，宦权，文官集团）的争权问题，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袁崇焕本是东林党出身，为了升官曾经给魏忠贤立过生祠当投名状（类似庙宇），还认干爹，从这刻起，他属于骑墙派。建生祠需要花费10万两白银以上，袁曾贪污军饷导致兵变被殴打“据宁前道报，川湖兵以索饷杀人，殴将结队不散。”“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请于宁前建祠。”“魏忠贤乃遣人吊孝奴。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得孝敬大量金银，人家才会照着你）这说明袁是个贪恋权势、阿谀奉承、认贼作父之人，岳飞是绝对做不出这事的。明人的记载中袁崇焕很丑，当时的大学士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称：“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退谓同官，此人恐难胜任”，这个折子是《崇祯长编》里有记载的，钱龙锡敢和皇上这样说，说明袁崇焕长得丑，应该是大家都认可的。那么到底有多丑呢？明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称：“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就是说袁崇焕个子很矮，长得像只猴子，并且性格暴躁。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袁崇焕的画像，皮肤白皙，容貌俊美，但画像上却写明画像作于乾隆戊寅年。乾隆年间的人，如何得知袁公相貌？只能有一个解释，乾隆给袁崇焕整容了。

袁崇焕用兵特点

袁崇焕用兵特点是擅长利用火炮守城，攻击是其弱项，不能像岳飞那种真正名将用步兵野战骑兵，所以他的平辽计策只能是步步为营，建设大量城堡火炮到敌腹地“且筑且屯，守为正著，款为旁着。”成功条件必须有两条：

第一不被后金骚扰建城（袁建的城堡都被后金烧毁并把物资抢走了，所以他一直主张议和，可后金以毛文龙总是骚扰它为由不答应，这就影响袁的平辽大计“於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谋款，未成。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

第二要有巨量物资修建城堡（皇帝每年给他万两军饷，这还不算其它上千万物资，而毛文龙部军饷才20万两，并且还得养活数十万辽东难民，可见区别之大），最后导致朝廷破产，骑虎难下只能增加税收，农民无奈造反（内阁东林党都是东南商人出钱支持他们登上高位，所以他们主张取消商人税收，加重农民田税。）再看这条所谓坚固的宁锦防线，事实证明它是没用的，因为后金可以绕过它，走另一条更远的进关路线。在毛文龙死后三个月，后金就是走这条路线打到北京城，史称“己巳之变”。而毛活着时后金从未走这条路线，原因有三条：其一毛文龙在朝鲜牵制敌老巢，走远就赶不回救火，并且蒙古人在这条路线上驻防，帮明牵制后金使之不敢远征。后来蒙古人看到袁只顾同后金议和，不管盟友死活，导致朝鲜投降，蒙古人知道独自抵抗不了后金，也只能投降。自此明、朝鲜、蒙古人三方夹击后金让他动弹不得的战略同盟关系彻底崩溃，后金实力暴涨，明大势去矣。

那么这还不算的话，在战争期间，不顾朝廷三番五次禁令，一定要把军粮卖给敌军，并导致敌军利用这批军粮进攻本方首都的行为，是不是卖国行为？在战争期间，前方的军事指挥官瞒着国家和政府，私下与敌人进行议和，然后造成本方外交上的极端被动，这是不是卖国行为？当然，有部分人认为这不是卖国，而是愚蠢，也有人怀疑该说法的可信程度。问题是，袁崇焕私自议和问题，这个所有的明末史料清一色地声称袁崇焕是私自与敌人议和，而即使是在为袁崇焕平反的清修《明史》中，也承认袁崇焕议和的事情“中朝不知”——就是说一线军事指挥官袁崇焕瞒着皇帝和朝廷与敌人秘密议和。既然所有的史料都认定袁崇焕私通敌军，那么袁崇焕私自议和，基本上就是可以肯定的了。其次是袁崇焕擅自杀害毛文龙的问题，这个情况和上面的情况相似，所有的明朝资料都指出袁崇焕是非法杀害前方抗战将领，而且这导致敌兵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发起进攻北京的战役。而清修《明史》中，也认定袁崇焕是非法杀害抗战将领毛文龙，唯一不同的是，《明史》中并没有说有毛文龙在后金军就无力入关，它只是语气淡淡地说道，“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

请注意这个“甫”字，既然明人的看法和清修《明史》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对立，那么毛文龙之死是大清入关的重要前提条件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条件，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了。

袁崇焕斩毛文龙之后，上奏崇祯，例数毛文龙“十二大罪”。可是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上，可以发现，所谓的十二条罪无可赦的大罪，完完全全就是袁崇焕无耻和卖国的证据。我们来一条一条看。

其一，“将在外、文臣监，军马钱粮不受核”我们来看看毛文龙，毛文龙（年2月10日—年7月24日），字振南，一名毛伯龙，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明朝末期将领，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左都督平辽总兵官。身为封疆大吏，一品左都督总兵官。虽然袁崇焕官比他大，而且明制文官天生比武官高半级，（袁崇焕的官衔很大很大，堪称历史上最大的地方官，有多大呢？差不多相当如今的北京军区司令加沈阳军区司令再加各省省长省委书记于一身）但是，袁崇焕绝对没有不经请示，擅杀同为一品大臣的毛文龙的权力。“总兵镇守官有违法者，具奏请旨”出自明朝法典相当于宪法，可见袁崇焕目无王法，其次毛也不归袁管（蓟、辽、登莱、天津）“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袁主要想在东江镇设立文官，可毛的地盘有一半是朝鲜领土（袁曰“以旅顺为界，东行贵镇印”），要是派遣文官，会让朝鲜误会不利于两国关系，并且毛身为保皇派知道这是内阁权臣想插手皇帝势力的手段，所以坚决不同意。

为了逼使毛文龙就范，袁崇焕断绝东江粮饷八个月之久，十万百姓饿死“奏设东江饷司於宁远，禁登莱商船入市。岛中大饥，白骨皑皑。”

袁崇焕还对前线的抗战友军采取经济封锁这个问题是和前一个问题类似，明朝人和袁崇焕自己的奏章一致证明：运给辽东前线抗战官兵的军粮原本是从不冻港登州出海，袁崇焕先是找借口把它挪到封冻的觉化来发，然后借口港口封冻停发，等春季解冻后再拒绝运送三个月之久，前后断粮大约八个月之久。这个问题的主要争议也不是在有没有这件事情上——因为袁崇焕自己的奏章都能证明他就是这么干的。主要争议在于是不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明朝的史料有互相矛盾之处，有的记录说前线官兵因为饥饿而自相残杀，有的则说没有太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根据常识就能知道，就拿厦门的鼓浪屿来说吧，这个岛上的居民应该家家都有些存粮，岛上的商店和超市也有粮食储备，肯定比三百年前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大很多。但是如果突然封锁鼓浪屿七个月，按照类似袁崇焕“不许一米一豆出海”的命令来执行的话，我相信这对鼓浪屿居民的人身安全也会造成巨大威胁。并且在毛文龙死之后，袁崇焕私卖军粮给敌军（是不是很眼熟？当初抗战时候国军也这么干过当然，袁都督干得更狠）毛文龙死后后金军开始收集军粮准备进攻北京，袁崇焕则开始向后金出售军粮。袁崇焕到底为皇太极提供了多少用来进攻明朝的军粮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书中都没有明确记载，比如《明季北略》中就是一句“边储始渴”，说袁崇焕把明军自己的军粮都卖空了。袁崇焕向后金军卖军粮一事，有明朝自己的记载，甚至还有袁崇焕自己奏章，称他卖军粮卖得有理、称他军粮卖给的不是后金军而是蒙古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买军粮的蒙古人早在崇祯元年就接受了皇太极的改编，成为后金蒙古八旗中的最早的两旗，而袁崇焕是在崇祯二年卖他们军粮。更夸张的是，历史上明廷也知道他们已经后金军的一部分，早在袁崇焕卖粮前，明廷就明确指出这些蒙古人已经投奔敌方，所以崇祯皇帝坚持要袁崇焕停止向后金军出售军粮。而袁崇焕抗旨继续出售军粮，还向崇祯皇帝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些蒙古人“必不敢诱奴入犯。”我们现在也知道，这蒙二旗在购买军粮后，作为后金军的一部分一起进攻北京，对卖粮问题，为袁崇焕平反的清修《明史》采用不予置评的态度。

考虑到袁崇焕私自与后金军议和，考虑到他慷慨地向敌方出售大量军粮，考虑到他是在与地方议和期间突然下令对辽东抗战官兵实行饥饿攻势，这实在很令人齿冷。更何况在他禁止运粮食给辽东抗战官兵后，前线抵抗后金军八年的辽东官兵曾想自己出钱、或是向商人借贷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充饥的粮食，但袁崇焕严令商人，就是抗战官兵自己出钱也不许卖粮食给他们。光是看到这里的这一部分史料，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来称呼袁都督为民族英雄，抗金斗士。

其二“尔奏有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分析这条罪行的重点是不能断章取义（袁说：你上奏给朝廷的往来书信中有大逆不道的话）。后金首领曾想同毛议和“遣使东江”，毛将计就计诱捕后金重要官员，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通敌，将来往书信内容奏明朝廷“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并说明自己的诱敌之计是“诱彼要人“。后金果然上当，派遣“汗之爱将”前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并借口说他们是误入押粮官的船上才会被抓，和我没关系，你再派人详谈“可可等五人，误入黄户部座船”。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能杀一个人也是好的，毛之后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可后金不再上当。可知，事情的真相是，毛文龙的东江镇，让后金如芒刺在背，后金多次要求议和，可是毛文龙也不厚道，你来一个议和的，我抓一个杀一个，你来的官员级别越高我抓得越开心，抓完以后还告诉后金，说你的人被抓和我没关系，是他们自己作死，麻烦你再派几个人过来，最好级别高点，这一点在《三朝辽事实录》，《明史纪事本末》，《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上都可以得到证明，相比较毛帅的议和，再看袁都督的议和，我们不得不感叹，袁都督真是实诚人啊。

其三，“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这里私通外国指的是毛和欧洲传教士交往甚密。在毛死后，袁崇焕之所以要补全军饷“每兵照关宁一两四钱”，是因为用以前的数额根本不能维持运作，本来物资从内陆运到海外就很贵，却只给正常军饷的一半，这样士兵能安心战斗么？幸亏毛和商人买卖人参填补了所缺“况东江悬海，百物腾贵，而反议每兵银七钱。”人参本是盗自后金领地，在他们眼里就是遍地萝卜根本不会买，而蒙古人没有吃人参的习惯，所以只能是卖给内陆江南地区，换取粮食养活辽东难民。袁都督克扣东江军兵饷，还不准人家自己筹集而且是用从敌军处获得的物资去筹集，这个实在是．．．．．．

其四，“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这个只能说袁都督无耻了，袁都督自己可是认爹党的，至于毛帅？主事徐尔一称赞毛说：“建祠者比比皆是，只有文龙耿介自守，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出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以及《表忠录》）

其五，“侵盗军粮”，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纯粹是黑，毛把钱粮账本上交给朝廷审核，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贪污“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

其六，“杀难民冒功”，这个是袁都督自己打脸了，毛文龙的战功都是袁崇焕亲自审核曰“俱系真正壮夷”

其七，“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这个就是袁都督把无耻和不要脸发挥到极限了，先不说毛帅的东江镇，完全是一介之身，领二百孤军深入辽东、朝鲜抗击后金，一点一点从敌占区打出来的，收复了大片失土，就算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截断粮饷的同时，后金猛攻毛控制区“如今禁海无粮，欲乘机攻杀”。士兵因饥饿战斗力全无，只能退守孤岛，所有收复的辽南等地瞬间化为乌有，不能复寸土倒是符合袁崇焕。袁自己都说要不是毛去偷袭后金腹地，宁锦两城早就失守。“辽抚袁崇焕上言：使非毛帅捣虚，宁、锦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反而袁自己却坐看友军战败。

其八，“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字面意思大家都看得出来，因为袁的物资封锁，百姓为了充饥盗取人参，可还是大量被饿死。

其九，“剽掠商船，自为盗贼”毛对后金海上封锁，某些奸商被查处当然会诬告。

其十，“强取民间子女”，这个主要指的是毛帅的小妾，问题是没有证据表明那名小妾是被强迫的（大夫人不能生育，其子是二夫人所生）

其十一，“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在乱世收家破人亡的流民为义子不奇怪。这里我倒是知道袁都督话里的意思，问题是朝廷重金打造关宁铁骑似乎已经差不多成了袁都督的私军了

最主要罪名是第十二项，“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分析这条罪行的重点是丁卯之役和宁锦之战的经过。《满文老档》中记载：“毛文龙驻近朝鲜海岛，屡收纳逃人。我遂怒而往征之，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可见丁卯之战是一场以毛文龙为目标的斩首行动。后金八旗总兵力为十一万（“有三百六十牛录，每牛录三百人”），最开始“出兵八万”，后来“又增援两万”，沈阳只剩下一万军队，这和毛文龙的情报相吻合“据北听密报，兵马不满一万，常怕西边大兵直捣。”可袁崇焕却说“闻奴兵十万掠朝，十万居守”。袁身为蓟辽督师不可能连敌人总兵力都不知道，他明知敌人老家空虚，却以敌重兵驻守和修建城堡为借口，三次抗旨不支援友军，可见是想借刀杀人。

朝鲜认为后金大军压境毛必败，为自保投降后金“密通奴贼，恐漏泄于上国”，一起围攻铁山，一千多守军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可惜后金忘记一件关键的事情导致行动失败，那就是每到冬天因海面结冰，毛军主力必须回守岛上“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紧接着后金进攻云从岛，毛文龙率部逆袭后金军，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东江健儿面对装备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无惧色。后金强攻多日，始终不能前进一步，主帅见部队伤亡太大，转而进攻朝鲜首都。

从这十二项罪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颠倒黑白到什么程度。“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诏杀武穆，古今一辙！”（《明季北略》研究明末史料相当不错也是相当严谨的史书）

当袁崇焕假传圣旨说：“乃是上旨，左右色变。文龙自若乃曰：既出上旨，亦勿辨，跪而请死。”如果毛文龙想反叛“如蒙二心”，袁崇焕如何自保？毕竟他当时在毛的地盘。军民听说毛文龙被害的消息后，几乎要发动变乱“文龙之诛，岛中危惧，几于生变”所以袁崇焕眼看情势不对，就到毛的棺材面前掉了几滴眼泪，把杀害毛的罪行栽赃到崇祯皇帝的头上“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岛上官兵信以为真，毛的义子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后来的三顺王）为义父报仇在山东兵变，失败后投降满清。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时常直犯中原，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王在晋对此评价道：“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

相比较毛帅的赫赫战功，袁都督的战功，基本上水分都是很多的，最最有名的战例，无非是所谓的宁远大捷，以及在这场战争中击毙努尔哈赤。但是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知道，宁远之战明军记载的歼敌数是二百多，清修《明史》记载的伤亡总数也不过五百，而仅仅在觉华一地，明军的损失就超过万人。更不要说在笔架山、在右屯、在锦州、在大凌河丢弃给敌兵的无数物资。我认为双方损失高达一比五十的话，那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胜利或是大捷。所以我的观点是宁远之战是不是大捷非常可疑。宁远之战发生在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死于天启六年八月，享年六十八岁。而在黑火药时代，被十八磅的铅球以时速上百公里的速度击中的话，人立刻就会被打得粉身碎骨。就算打在四肢上侥幸一时不死，铅弹上的泥土和火药残余也足以引发致命的感染，这种感染即使在拥有抗生素的今天也是非常危险的。更不要说在这几个月里努尔哈赤还曾出征千里与林丹汗作战，还曾远征赫图阿拉，还曾在鞍山和毛文龙做迷藏。阎崇年《袁崇焕传》援引朝鲜译官转述袁崇焕自己吹牛的话，力证努尔哈赤死于宁远之战，金庸《袁崇焕评传》也持此论。我们假设努尔哈赤确实在天启六年正月进行的宁远之战中被袁崇焕打死（或者是重伤），那么这样的一个“死人”，却在四个月以后的天启六年四月，远征蒙古喀尔喀部，创造了死人远征的神秘事件，岂不是一大历史灵异奇观？更别说在宁远之战中的表现，袁都督实在是让人汗颜。一开始，明军前线大败，辽东经略高第下令锦右一带粮草物资和百姓撤到宁远城，实施坚壁清野。可这时候袁崇焕跳出来说不能撤退，毛遂自荐能守住锦州，保证物资安全“兵法有进无退（开始纸上谈兵），锦、右一带藏卸粮料、安有不守而撤之？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可真等后金来了，他一枪未放就把百姓丢下逃跑了，导致大量物资被后金抢走，百姓伤亡惨重“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百姓因谁而亡，也是分辨这句史料真假的关键）袁辩解说我让百姓先走之后才跟着逃跑“辽抚袁崇焕上言：至兵过锦右一带，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谓我先逃”，可是清史记载其他城池都跑光了，唯独锦州百姓一个没跑，不知后金要来“以外人民，随处而居”。

袁逃回宁远城后，高第下令他必须死守宁远，再逃跑，就问斩他“据高第塘报，宁前一意坚守，如有望风先退者，无问将卒，立斩以狥。”这次他是坚守了，连不远的觉远岛都不去支援，又导致大量粮草被抢，数万百姓死亡（袁把粮草都运到岛上并让人把冰面凿开，这样后金没船就上不去岛“粮囤好米，俱运至觉华岛，冰俱凿开，达贼不能过海。”可冰面凿开不久又冻住了，小冰河时期天气太冷“连日严寒穿而复合，故四营尽溃”）这时候就指望毛了“仍飞骑传与毛文龙袭后捣巢，果能灭贼雪耻，朕岂爱通侯之爵以赉劳臣。”这时候他已经发展起来，可以牵制敌人，所以后金在宁远城下仅仅呆了两天，就不得不退兵“宁远之役，奴入犯而终有内顾之虑，殆文龙牵制之力欤？”（反问句）。

镇江大捷是毛文龙的成名战，被有识之士认为“则辽可复”，相比较之下，袁都督．．．．．

明末有名的惨局，皇太极率军攻入京畿地区，京城地区一片哀鸿，袁都督难辞其咎，历史上皇太极攻入关内后，曾经被保定总督刘策指挥的五千真定兵堵截在蓟门。蓟门这个地方是名将戚继光选定的关隘，是燕山山脉上拱卫京畿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袁崇焕接过指挥权后，把刘策还有他的部队从关键的蓟门地区赶去百里外密云水库。

等袁崇焕把刘策轰走后，皇太极就得以从蓟门直接侵入京畿平原，在皇太极通过蓟门的时候，袁崇焕带领着两万军队既不进行抵抗，也不向后方的军队和民众发出警报。这当然造成了京畿百姓的巨大伤亡和生命、财产损失。

我的问题就是，袁崇焕支开一线与敌兵浴血奋战的明军，然后纵敌入关的行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单说蓟门一战。历史上众人大多认为袁崇焕是纵敌入关，他最亲信的铁杆辩护说袁崇焕不曾发现敌军，敌军是“潜越”蓟门。蓟门是一个方圆几里的关隘，堵在燕山山脉一个狭窄的孔道上，也正因为地形险要，刘策才能带领着五千兵马把皇太极的入侵大军拦在关外，保护背后的平民百姓不遭到奸淫掳掠。而在袁崇焕把浴血奋战的明军调走后，后金军就堂而皇之地从袁崇焕面前过关，很难想像袁崇焕怎么可能发现不了敌兵。正如一位网友曾经评价过的，几万人可能从一个人眼前“潜越”，因为那个人睡着了；一个人也可能从几万人眼前“潜越”，因为那个人是詹姆斯.邦德；但几万人绝不可能从几万人面前“潜越”。袁崇焕可不可能不知掉几万敌兵从眼前经过？如果答案为是，那皇太极和他的几万人都会隐身术么？如果答案为非，那袁崇焕支开正在抵抗的友军，然后眼睁睁看着敌兵入关，既不抵抗也不报警该当何罪？

袁崇焕是如何成汉贼成为民族英雄的呢？首先，对历史有一定功底的人都知道，正史中的清修《明史》基本上可以当个笑话看，肆意抹黑，美化已经到了一定的地步。所有的明朝史料，包括可信度极高的官方史书《三朝辽事实录》《明熹宗实录》《明实录》《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明季北略》《崇祯实录》以及可信度较高的清处民间史学家史料《国榷》（谈迁所著，九部，数十年写的书稿被人偷走，痛哭出声，又花十年重写，这才是可敬的历史学家。）清初汪楫《崇祯长编》等，全部可以证明，袁崇焕乃汉贼。袁崇焕处斩的罪名不多，公布袁崇焕罪行的两次圣旨曰：“托付不效”袁身为防线总负责人没有守住敌人，属于严重失职。“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袁崇焕谋朝串位，私杀名将同敌人议和，前后加起来数百万百姓因他而死，当时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能单纯算作内部争权夺利，所以圣旨说袁崇焕是个汉奸卖国贼。“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上诉欺君罪行都是他亲手做的，判磔刑（千刀万剐）。”因为京都地区的百姓很多被后金杀害，所以袁崇焕受刑时，人们恨他入骨，都花钱买袁的肉生吃“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合烧酒取之生食。”数百万百姓因他而死（具体数目无法估计，但是几百万是有的），百姓恨之入骨。我原先以为唾弃袁崇焕的人里面缺少一些重量级人物，但是我仔细搜素之后，我发现原来鲁迅先生写过这么一段文字：

节选一段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引申出非洲神话传说，其内容和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如出一辙，把毛文龙比作普罗米修斯）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这里指毛文龙的军队武器装备很差，毕竟只带了两百人去打拼，国家没有任何支援，当时的作战环境特别艰苦，想想袁崇焕我都替他脸红啊）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这里指的是东林党和阉党中人的污蔑诽谤，其中典型就是袁崇焕，装成爱国人士，以叛国罪诛杀毛文龙）。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这就是忠义之士，和袁崇焕那种为了官位权势黑透心脏的人的区别）但他举起了投枪。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自己的心窝。（这里指的是毛文龙不忍心百姓因为自己被袁截断粮草死了那么多人，才明知道袁崇焕假传圣旨，也甘愿受死）一切都颓然倒地（明朝灭亡）；——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大臣投降满清，还是做着高官），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指的是毛文龙身为保皇派损害了内阁权臣的利益）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指的是袁崇焕为了议和私杀主战派毛文龙）

鲁迅说：“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年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战友乱发的流弹。”正因为反对（阻力）来自战友这样一些“爱我者”，这就既难以识别，不易防备，又无法公开对阵，其可怕之处也在这里。鲁迅还发现，无物之阵的可怕还在于它的“不明确，含糊不清”。鲁迅又称之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鲁迅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的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写真实历史的儒家文人都被下狱，只剩下清朝御用文人写的史书。“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文字狱自古就有，以清朝最盛，经顺治等四朝，乾隆是文字狱最多的朝代。而恰好是乾隆为袁崇焕翻案的，被塑造成百战百胜被昏君冤杀的民族英雄，其目的是让汉人认为清朝是替天行道，不要再留念明朝的好（开放海禁，办报纸，引进火器，航海等和西方接轨），至此政局稳定，皇帝可以高枕无忧了（乾隆宠信和珅就是因为他编写了四库全书）。有人为袁崇焕被割0刀叫疼了，要知道数百万百姓因他一人而死啊。

“袁崇焕案”在崇祯朝本是定案，但清乾隆时却发生了变故。乾隆钦定的《明史》里突然多出了“反间计”的记载，于是“袁崇焕案”便又有了新的解读。整个案情可谓来了个惊天大逆转。于是，袁崇焕由误国的罪臣变成了蒙冤的忠良。在这番逆转之后，崇祯成为了中反间计而误杀忠良的昏君，明朝整个朝廷也因阉党复仇陷害忠良成了奸党当道，完全符合了“主暗政昏”的评价，这样的解读不免流露出几分王朝更替的气象。但是，袁崇焕是否是忠良？《明史》中的“反间计”又是否存在？这些问题不经考证，原只是一家之言，可惜经过金庸、阎崇年等名人的渲染，这本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反倒深入人心了。但是问题是，金庸与阎崇年的“学术”就是以错漏百出的《明史》为蓝本。在近代研究袁崇焕问题的人中，阎崇年、金庸可谓是《明史》派和抒情派的集中代表，其力作《袁崇焕传》、《袁崇焕评传》更是以转述并加注《明史》为基本形式，并集各种抒情于大成。

不过《明史》成书于清乾隆年间，正是文字狱盛行之际，所以其中的错误和曲笔极多，例如，《明史》中明确记载“（崇祯）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仅这一句话，就是漏洞百出，且不说当时没几个人给他喊冤，就说这刑罚和“家无余赀”的说法，也是无耻得很。现藏于厦门大学善本室的明朝查抄袁崇焕家产的原始记录显示：仅袁崇焕家乡兄弟携浮财逃走之后留下的不动产就价值白银0余两，更不要说其他盐本之类，府县无从核查，以当时经营盐业的暴利而言，这笔财富想来也小不了。不想这些谬误，以“学术”自诩的阎教授几乎是照单全收。不过因篇幅所限，无法尽述这种谬误，如各位读者有兴趣，大可将《明史》、阎崇年的相关著作与明朝的实录、奏议等原始资料对照阅读，其中荒诞不经之处，自然一目了然。

关于袁崇焕功罪的争论，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依然存在着争论不休的“挺袁”和“倒袁”两派。

倒袁派以草根为主，多是依据各种史料证据中袁崇焕寡谋、损兵、丢粮、不救、议和、献媚、暮气、资敌、斩帅、纵敌、败阵、苟且等劣迹对其提出质疑。这一派，都能提出相当有分量的史料来支撑观点。

挺袁派中不乏名人，如康有为、梁启超、金庸、阎崇年等，挺袁派的套路则多以《明史》为依托，一再提及《明史》中许多尚存争议的事件鼓噪氛围，其中最为犀利的就是“反间计”和“冤杀”，最后再抒发悲凉之情以博取同情。当然，《明史》是什么样的一本史书，相信智商正常的人都能分辨。历史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物理学、数学这些自然科学都有很严格和复杂的推理过程，业余爱好者不懂就是不懂，几乎完全没有质疑权威的资格。但历史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历史专家的权威来自他对历史资料更多的阅读量，而不是推理过程。当然，我这里也没有给袁都督下一个定论，至于真相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